卷四十七·居士集卷四十七
作者：书八首上杜中丞论举官书〈景祐二年〉具官修谨斋沐拜书中丞执事。修前伏见举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主簿，近者闻介以上书论赦被罢，而台中因举他吏代介者。主簿于台职最卑，介，一贱士也，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
介为人刚果有气节，力学，喜辩是非，真好义之士也。始执事举其材，议者咸曰知人之明，今闻其罢，皆谓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贱当有说，以此罪介，曰当罢。修独以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传者皆云：介之所论，谓朱梁、刘汉不当求其后裔尔。若止此一事，则介不为过也。然又不知执事以介为是为非也？若随以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于台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台中者，必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今介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因言事见罢，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执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负执事之知矣。
修尝闻长老说，赵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尝为某事择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进，太祖不肯用。他日又问，复以进，又不用。他日以问，复以进，太祖大怒，裂其奏，掷殿阶上，中令色不动，插笏带间，徐拾碎纸袖归中书。他日又问，则补缀之复以进，太祖大悟，终用二臣者。彼之敢尔者，盖先审知其人之可用，然后果而不可易也。今执事之举介也，亦先审知其可举邪？是偶举之也？若知而举，则不可遽止。若偶举之，犹宜一请介之所言，辩其是非则后已。若介虽忤上，而言是也，当助以辩。若其言非也，犹宜曰所举者为主簿尔，非言事也，待为主簿不任职则可罢，请以此辞焉可也。且中丞为天子司直之臣，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非谓随时好恶而高下者也。今备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纠举止信于台臣。而执事始举介曰能，朝廷信而将用之，及以为不能，则亦曰不能。是执事自信犹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取信于执事哉？故曰主簿虽卑，介虽贱士，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
况今斥介而他举，必亦择贤而举也。夫贤者固好辩，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伏惟执事如欲举愚者，则岂敢复云；若将举贤也，愿无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与台事。故敢布狂言，窃献门下，伏惟幸察焉。
与荆南乐秀才书〈景祐四年〉
修顿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来，屡辱见过。又辱以所业一编，先之启事，及门而贽。田秀才西来，辱书；其后予家奴自府还县，比又辱书。仆有罪之人，人所共弃，而足下见礼如此，何以当之？当之未暇答，宜遂绝，而再辱书；再而未答，益宜绝，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穷贱之人尔，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盖足下力学好问，急于自为谋而然也。然蒙索仆所为文字者，此似有所过听也。仆少从进士举于有司，学为诗赋，以备程试，凡三举而得第。与士君子相识者多，故往往能道仆名字，而又以游从相爱之私，或过称其文字。故使足下闻仆虚名，而欲见其所为者，由此也。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此明效也。夫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也。仆天姿不好而强为之，故比时人之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禄仕而窃名誉者，顺时故也。先辈少年志盛，方欲取荣誉于世，则莫若顺时。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先辈往学之，非徒足以顺时取誉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齐肩于两汉之士也。若仆者，其前所为既不足学，其后所为慎不可学，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为者，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谓夫人方困时，其言不为人所信也。今可谓困矣，安足为足下所取信哉？辱书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康定元年〉
修顿首再拜启。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华州所发书，伏审即日尊体动止万福，卑情不任欣慰之至。戎狄侵边，自古常事，边吏无状，至烦大贤。伏惟执事忠义之节信于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识面者，退夸于人以为荣耀。至于游谈、布衣之贱，往往窃门下之名。矧今以大谋小，以顺取逆，济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势，则士之好功名者于此为时，孰不愿出所长少助万一，得托附以成其名哉！况闻狂虏猖蹶，屡有斥指之词，加之轻侮购募之辱，至于执戮将吏，杀害边民，凡此数事，在于修辈尤为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
不幸修无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过为世俗见许，此岂足以当大君子之举哉？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亲为辞。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此师鲁所见。今废已久，惧无好辞以辱嘉命，此一端也。
某虽儒生，不知兵事，窃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迟速。某近至京师，屡于诸公间，略闻绪言攻守之计，此实当时之宜，非深思远见者孰能至此？愿不为浮议所移。
伏见自至关西，辟士甚众。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为难，士虽贫贱，以身许人，固亦未易。欲其尽死，必深相知，知之不尽，士不为用。今奇怪豪俊之士，往往蒙见收择，顾用之如何尔。此在明哲，岂须献言。然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于门下也，宜少思焉。
若修者，恨无他才以当长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乐安佚也。伏蒙示书，夏公又以见举。某孤贱，素未尝登其门，非执事过见褒称，何以及此？愧畏！然某已以亲老为辞，更无可往之理，惟幸察焉。
答吴充秀才书〈康定元年〉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霈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此好学之谦言也。
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霈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
与曾巩论氏族书〈庆历六年〉
修白。贬所僻远，不与人通，辱遣专人惠书甚勤，岂胜愧也！示及见托撰次碑文事，修于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惧不能称述世德之万一，以满足下之意。
然近世士大夫于氏族尤不明，其迁徙世次多失其序，至于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孙乐，为汉都乡侯，至四世孙据，遭王莽乱，始去都乡而家豫章。考于《史记》，皆不合。盖曾元去汉近二百年，自元至乐，似非曾孙，然亦当在汉初。则据遭莽世，失侯而徙，盖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诸侯年表》推之，虽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终前汉而国不绝者，亦无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时，侯才四传者。宣帝时，分宗室赵顷王之子景，封为都乡侯。则据之去国，亦不在莽世，而都乡已先别封宗室矣。又乐、据姓名，皆不见于《年表》，盖世次久远而难详如此。若曾氏出于曾阝者，盖其支庶自别有为曾氏者尔，非曾阝子之后皆姓曾也，盖今所谓曾阝氏者是也。
杨允恭据国史所书，尝以西京作坊使为江浙发运、制置、茶盐使，乃至道之间耳，今云洛苑使者，虽且从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无文字寻究，不能周悉。幸察。
答宋咸书〈至和二年〉修顿首白。州人至，蒙惠书及《补注周易》，甚善。世无孔子久矣，六经之旨失其传，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复出，无以得其真也。儒者之于学博矣，而又苦心劳神于残编朽简之中，以求千岁失传之缪，茫乎前望已远之圣人而不可见，杳乎后顾无穷之来者，欲为未悟决难解之惑，是真所谓劳而少功者哉。然而六经非一世之书也，其传之缪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补缉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虽未能复六经于无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众人之善以补缉之，庶几不至于大缪，可以俟圣人之复生也。然则学者之于经，其可已乎？
足下于经勤矣，凡其所失，无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补缉者众，则其所得亦已多矣。
修学不敏明，而又无强力以自济，恐终不能少出所见，以补六经之万一，得足下所为，故尤区区而不能忘也。属奉使出疆，匆匆不具。惟以时自爱。庐陵欧阳修再拜。答李诩第一书修白。人至，辱书及《性诠》三篇，曰以质其果是。夫自信笃者，无所待于人；有质于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谓“夫子与孟、荀、扬、韩复生，不能夺吾言”，其可谓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质于修。使修有过于夫子者，乃可为吾子辩，况修未及孟、荀、扬、韩之一二也。修非知道者，好学而未至者也。世无师久矣，尚赖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满而中止，庶几终身而有成。固常乐与学者论议往来，非敢以益于人，盖求益于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论议，岂易得哉？固乐为吾子辩也。苟尚有所疑，敢不尽其所学以告，既吾子自信如是，虽夫子不能夺，使修何所说焉？人还索书，未知所答，惭惕惭惕。修再拜。
答李诩第二书
修白。前辱示书及《性诠》三篇，见吾子好学善辩，而文能尽其意之详。令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与吾子卒其说。
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恶是非之实录也；《诗》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兴衰之美刺也；《书》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尧、舜、三代之治乱也；《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予之所谓不言者，非谓绝而无言，盖其言者鲜，而又不主于性而言也。《论语》所载七十二子之问于孔子者，问孝、问忠、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者有矣，未尝有问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数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罕言也。《书》曰“习与性成”，《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者，戒人慎所习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明性无常，必有以率之也。《乐记》亦曰“感物而动，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无不至也。然终不言性果善果恶，但戒人慎所习与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尔。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修少好学，知学之难。凡所谓六经之所载，七十二子之所问者，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圣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学者于古圣贤所皇皇汲汲者，学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
或有问曰：性果不足学乎？予曰：性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恶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书》曰“惟狂克念作圣”是也。治道备，人斯为善矣，《书》曰“黎民于变时雍”是也；治道失，人斯为恶矣，《书》曰“殷顽民”，又曰“旧染污俗”是也。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问，六经之不主言，或虽言而不究，岂略之哉，盖有意也。
或又问曰：然则三子言性，过欤？曰：不过也。其不同何也？曰：始异而终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则是过也；使荀子曰人性恶矣，遂弃而不教，则是过也；使扬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则是过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诸侯以行其道，或著书累千万言以告于后世，未尝不区区以仁义礼乐为急。盖其意以谓善者一日不教，则失而入于恶；恶者勤而教之，则可使至于善；混者驱而率之，则可使去恶而就善也。其说与《书》之“习与性成”，《语》之“性近习远”，《中庸》之“有以率之”，《乐记》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则殊，察其用心则一，故予以为推其言不过始异而终同也。凡论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则譊譊者可以息矣。
予之所说如此，吾子其择焉。
介为人刚果有气节，力学，喜辩是非，真好义之士也。始执事举其材，议者咸曰知人之明，今闻其罢，皆谓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贱当有说，以此罪介，曰当罢。修独以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传者皆云：介之所论，谓朱梁、刘汉不当求其后裔尔。若止此一事，则介不为过也。然又不知执事以介为是为非也？若随以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于台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台中者，必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今介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因言事见罢，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执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负执事之知矣。
修尝闻长老说，赵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尝为某事择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进，太祖不肯用。他日又问，复以进，又不用。他日以问，复以进，太祖大怒，裂其奏，掷殿阶上，中令色不动，插笏带间，徐拾碎纸袖归中书。他日又问，则补缀之复以进，太祖大悟，终用二臣者。彼之敢尔者，盖先审知其人之可用，然后果而不可易也。今执事之举介也，亦先审知其可举邪？是偶举之也？若知而举，则不可遽止。若偶举之，犹宜一请介之所言，辩其是非则后已。若介虽忤上，而言是也，当助以辩。若其言非也，犹宜曰所举者为主簿尔，非言事也，待为主簿不任职则可罢，请以此辞焉可也。且中丞为天子司直之臣，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非谓随时好恶而高下者也。今备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纠举止信于台臣。而执事始举介曰能，朝廷信而将用之，及以为不能，则亦曰不能。是执事自信犹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取信于执事哉？故曰主簿虽卑，介虽贱士，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
况今斥介而他举，必亦择贤而举也。夫贤者固好辩，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伏惟执事如欲举愚者，则岂敢复云；若将举贤也，愿无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与台事。故敢布狂言，窃献门下，伏惟幸察焉。
与荆南乐秀才书〈景祐四年〉
修顿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来，屡辱见过。又辱以所业一编，先之启事，及门而贽。田秀才西来，辱书；其后予家奴自府还县，比又辱书。仆有罪之人，人所共弃，而足下见礼如此，何以当之？当之未暇答，宜遂绝，而再辱书；再而未答，益宜绝，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穷贱之人尔，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盖足下力学好问，急于自为谋而然也。然蒙索仆所为文字者，此似有所过听也。仆少从进士举于有司，学为诗赋，以备程试，凡三举而得第。与士君子相识者多，故往往能道仆名字，而又以游从相爱之私，或过称其文字。故使足下闻仆虚名，而欲见其所为者，由此也。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此明效也。夫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也。仆天姿不好而强为之，故比时人之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禄仕而窃名誉者，顺时故也。先辈少年志盛，方欲取荣誉于世，则莫若顺时。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先辈往学之，非徒足以顺时取誉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齐肩于两汉之士也。若仆者，其前所为既不足学，其后所为慎不可学，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为者，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谓夫人方困时，其言不为人所信也。今可谓困矣，安足为足下所取信哉？辱书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康定元年〉
修顿首再拜启。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华州所发书，伏审即日尊体动止万福，卑情不任欣慰之至。戎狄侵边，自古常事，边吏无状，至烦大贤。伏惟执事忠义之节信于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识面者，退夸于人以为荣耀。至于游谈、布衣之贱，往往窃门下之名。矧今以大谋小，以顺取逆，济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势，则士之好功名者于此为时，孰不愿出所长少助万一，得托附以成其名哉！况闻狂虏猖蹶，屡有斥指之词，加之轻侮购募之辱，至于执戮将吏，杀害边民，凡此数事，在于修辈尤为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
不幸修无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过为世俗见许，此岂足以当大君子之举哉？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亲为辞。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此师鲁所见。今废已久，惧无好辞以辱嘉命，此一端也。
某虽儒生，不知兵事，窃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迟速。某近至京师，屡于诸公间，略闻绪言攻守之计，此实当时之宜，非深思远见者孰能至此？愿不为浮议所移。
伏见自至关西，辟士甚众。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为难，士虽贫贱，以身许人，固亦未易。欲其尽死，必深相知，知之不尽，士不为用。今奇怪豪俊之士，往往蒙见收择，顾用之如何尔。此在明哲，岂须献言。然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于门下也，宜少思焉。
若修者，恨无他才以当长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乐安佚也。伏蒙示书，夏公又以见举。某孤贱，素未尝登其门，非执事过见褒称，何以及此？愧畏！然某已以亲老为辞，更无可往之理，惟幸察焉。
答吴充秀才书〈康定元年〉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霈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此好学之谦言也。
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霈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
与曾巩论氏族书〈庆历六年〉
修白。贬所僻远，不与人通，辱遣专人惠书甚勤，岂胜愧也！示及见托撰次碑文事，修于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惧不能称述世德之万一，以满足下之意。
然近世士大夫于氏族尤不明，其迁徙世次多失其序，至于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孙乐，为汉都乡侯，至四世孙据，遭王莽乱，始去都乡而家豫章。考于《史记》，皆不合。盖曾元去汉近二百年，自元至乐，似非曾孙，然亦当在汉初。则据遭莽世，失侯而徙，盖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诸侯年表》推之，虽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终前汉而国不绝者，亦无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时，侯才四传者。宣帝时，分宗室赵顷王之子景，封为都乡侯。则据之去国，亦不在莽世，而都乡已先别封宗室矣。又乐、据姓名，皆不见于《年表》，盖世次久远而难详如此。若曾氏出于曾阝者，盖其支庶自别有为曾氏者尔，非曾阝子之后皆姓曾也，盖今所谓曾阝氏者是也。
杨允恭据国史所书，尝以西京作坊使为江浙发运、制置、茶盐使，乃至道之间耳，今云洛苑使者，虽且从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无文字寻究，不能周悉。幸察。
答宋咸书〈至和二年〉修顿首白。州人至，蒙惠书及《补注周易》，甚善。世无孔子久矣，六经之旨失其传，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复出，无以得其真也。儒者之于学博矣，而又苦心劳神于残编朽简之中，以求千岁失传之缪，茫乎前望已远之圣人而不可见，杳乎后顾无穷之来者，欲为未悟决难解之惑，是真所谓劳而少功者哉。然而六经非一世之书也，其传之缪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补缉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虽未能复六经于无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众人之善以补缉之，庶几不至于大缪，可以俟圣人之复生也。然则学者之于经，其可已乎？
足下于经勤矣，凡其所失，无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补缉者众，则其所得亦已多矣。
修学不敏明，而又无强力以自济，恐终不能少出所见，以补六经之万一，得足下所为，故尤区区而不能忘也。属奉使出疆，匆匆不具。惟以时自爱。庐陵欧阳修再拜。答李诩第一书修白。人至，辱书及《性诠》三篇，曰以质其果是。夫自信笃者，无所待于人；有质于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谓“夫子与孟、荀、扬、韩复生，不能夺吾言”，其可谓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质于修。使修有过于夫子者，乃可为吾子辩，况修未及孟、荀、扬、韩之一二也。修非知道者，好学而未至者也。世无师久矣，尚赖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满而中止，庶几终身而有成。固常乐与学者论议往来，非敢以益于人，盖求益于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论议，岂易得哉？固乐为吾子辩也。苟尚有所疑，敢不尽其所学以告，既吾子自信如是，虽夫子不能夺，使修何所说焉？人还索书，未知所答，惭惕惭惕。修再拜。
答李诩第二书
修白。前辱示书及《性诠》三篇，见吾子好学善辩，而文能尽其意之详。令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与吾子卒其说。
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恶是非之实录也；《诗》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兴衰之美刺也；《书》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尧、舜、三代之治乱也；《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予之所谓不言者，非谓绝而无言，盖其言者鲜，而又不主于性而言也。《论语》所载七十二子之问于孔子者，问孝、问忠、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者有矣，未尝有问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数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罕言也。《书》曰“习与性成”，《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者，戒人慎所习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明性无常，必有以率之也。《乐记》亦曰“感物而动，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无不至也。然终不言性果善果恶，但戒人慎所习与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尔。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修少好学，知学之难。凡所谓六经之所载，七十二子之所问者，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圣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学者于古圣贤所皇皇汲汲者，学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
或有问曰：性果不足学乎？予曰：性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恶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书》曰“惟狂克念作圣”是也。治道备，人斯为善矣，《书》曰“黎民于变时雍”是也；治道失，人斯为恶矣，《书》曰“殷顽民”，又曰“旧染污俗”是也。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问，六经之不主言，或虽言而不究，岂略之哉，盖有意也。
或又问曰：然则三子言性，过欤？曰：不过也。其不同何也？曰：始异而终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则是过也；使荀子曰人性恶矣，遂弃而不教，则是过也；使扬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则是过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诸侯以行其道，或著书累千万言以告于后世，未尝不区区以仁义礼乐为急。盖其意以谓善者一日不教，则失而入于恶；恶者勤而教之，则可使至于善；混者驱而率之，则可使去恶而就善也。其说与《书》之“习与性成”，《语》之“性近习远”，《中庸》之“有以率之”，《乐记》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则殊，察其用心则一，故予以为推其言不过始异而终同也。凡论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则譊譊者可以息矣。
予之所说如此，吾子其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