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一·居士外集卷二十一
作者：策问五首试策八首
问进士策题五道
问：古之人作诗，亦因时之得失，郁其情于中，而发之于咏歌而已。一人之为咏歌，欢乐悲瘁宜若所系者，未为重矣。然子夏序《诗》，以谓“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者。《诗》之言，果足以动天地、感鬼神乎？
问：古之为圣人者莫如舜，贤而与圣人近者莫如颜回。仲尼称虞舜不可及，而颜氏其殆庶几。至其称舜之所为，则曰“好问而好察迩言”而已；称颜氏之好学，则曰“不迁怒，不贰过”而已。然则如是者，是为不可及与庶几乎？
问：汉宣中兴，丙、魏为相，后之人言为相之贤者必稽焉，宜其有兴树之业显于世也。及观其纪传，亦无他功德，相独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识丙、魏之所以得贤于后世者，可得见乎？
问：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独行夏之时？说者曰：“夏时质也。”忠、质、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独曰从周之文？使夏之时为正，则商、周之时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则夏、商之政无文乎？夫周以子，则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则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颁春正于天下，而教民之事，无乃与天时相戾欤？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爱、兄弟夫妇之相为悌顺，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义以制之、礼乐以和节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无文，则夏、商之世，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制欤？说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于后儒之妄也，忠、质、文，亦出于后儒之妄也。”使夫诚出于后儒之妄，则孔子安有行时、从文之说？
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
国学试策三道〈并问目天圣七年〉。第一道
问：《诗》删风、雅，有一国四方之殊；《书》载典、谟，实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别，小大之政不侔。然而《关雎》王者之风，反系于周公之化；《秦誓》诸侯之事，乃附于训诰之余。究其闳纲，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为耻，传《春秋》蒙诬艳之讥；惠人者子产用心，作丘赋被虿尾之谤。谓之诬艳，非巧言乎；目之虿尾，岂惠人也？夫子又何谓之同耻，叹其遗爱者哉？子大夫博识洽闻，强学待问，请谈大义，用释深疑。
对：举贤而问，炎汉之得；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诏。晁错明国家之大体，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条对于篇章，备天子之亲览；刘ナ述兵农之大略，微之以才识而中科，然品核其言词，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讲勋华之闳道，欲举汉、唐之茂规，已诏公卿之流，博选贤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论之法，以考于贤能；较成均上游之徒，并升于岁贡。退愧拘儒，亦当奥问。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试为先，谈无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论。知井田之不能复，妄设沿革之辞；知榷酤之不可除，虚开利害之说。或策之者钩探微细，殆皆游谈；而对之者《骨皮》曲辞，仅能塞问。弃本求末，舍实得华。若乃《诗》、《书》之可疑，圣贤之异行，乐所以导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圣师之所谈，明问之至要。敢陈臆见，用备询求。策曰《诗》删风、雅，有一国四方之殊；《书》载典、谟，是二帝三王之道。《关雎》王者之风，反系于周公之化；《秦誓》诸侯之事，乃附于训诰之余。考其本因，可为梗概。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际之变，始之以《风》，终之以《颂》。以厚风俗，以察盛衰，此《诗》之所以作也。而变《风》变《雅》，有六义之殊焉。《关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亦系其列者，盖姬旦分陕而居，天子与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系于王者之风也。述百篇为历代之宝，断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陈典、谟，以为约束，此《书》之所以设也。作诰、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汤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载其义，而秦侯之誓亦参其末者，盖穆公伐晋之辞，夫子善之于改过，故其诫令之说，亦附训诰之余。不然，夫仲尼述尧、舜，删《诗》、《书》，著为不刊，以示来叶，岂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耻，惠人者子产用心，著于前经，此可明矣。先儒称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亲授丘明，使之作《传》。及范宁欲专《谷梁》一家，故蒙以诬艳之讥。前志称子产犹众人之母，善其养民，而临治郑国，能行其惠。及国人怨其丘赋之重敛，故被以虿尾之谤。夫传一经之义，非曲而畅之，盖不能详也。救一时之弊，盖权而行之，非为毒也。学者偏见。妄云诬艳，岂丘明之失欤？国人无知，谤以虿尾，非子产之过矣。况以仲尼之圣，作经亲授，岂有缪举乎？国侨既死，国人皆罢，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为耻，以遗爱而见称也。荒孱之说，敢以此闻。谨对。
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
问：乐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毕陈，《咸》、《韶》间作，莫不协和律吕，感畅神灵。虽嗜欲之变万殊，思虑之端百致，敦和饰喜，何莫由斯。是以哀乐和睽，则噍杀单缓之音应其外，礼信殊衍，则《大雅》、《小雅》之歌异其宜。锺期改听于流水，伯喈回车于欲杀。戚忧未弭，子夏不能成声；感慨形言，孟尝所以扌文泣。斯则乐由志革，音以情迁，盖心术定其惨舒，铿锵发之影响。是以亡陈遗曲，唐人不以为悲；文皇剧谈，杜生于斯结舌。谓致乐可以导志，将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乐之方，君子审音之旨，请论详悉，倾伫洽闻。对：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气仁智之灵；生禀阴阳之和，故形喜怒哀乐之变。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动乎心，合之为大中，发之为至和。诱以非物，则邪僻之将入；感以非理，则流荡而忘归。盖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圣人由是照天命以穷根，哀生民之多欲，顺导其性，大为之防。为播金石之音以畅其律，为制羽毛之采以饰其容，发焉为德华，听焉达天理。此六乐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畅，心术于焉惨舒也。故《乐记》之文，噍杀单缓之音以随哀乐而应乎外；师乙之说，以《小雅》、《大雅》之异礼信而各安于宜。夫奸声正声应感而至，好礼好信由性则然，此则礼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赏音，杀声外形则伯喈兴叹，子夏戚忧而不能成声，孟尝听曲而为之堕睫，亡陈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剧谈杜生靡对，斯琐琐之滥音，曾非圣人之至乐。语其悲，适足以蹙匹夫之意；谓其和，而不能畅天下之乐。且黄钟六律之音，尚贱于末节；《大武》三王之事，犹讥于未善。况鼓琴之末技，亡国之遗音，又乌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导志，音之移人，粗举一端，请陈其说。夫顺天地，调阴阳，感人以和，适物之性，则乐之导志将由是乎；本治乱，形哀乐，歌政之本，动民之心，则音之移人其在兹矣。帝尧之《大章》，成汤之《大》，乃是先王立乐之方；延陵之聘鲁，夫子之闻《韶》，则见君子审音之旨。谨对。
国学试策三道。第三道
问：建官惟百，帝尧之闳规；莅事惟能，《武成》之今典。然则简易之理斯得，爵禄之驭有经。自卜洛开基，述天定位，别九服广轮之数，辨一圻国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为比，咸用蒙士，尸于厥官。教以和亲，禁其爱恶，惟列爵之既众，岂取士之尽贤？匪徒百里比肩，尚艰于充选；抑亦一命授职，咸仰于代耕。以夫至寡治众之言，清心省事之论，会其归趣，不乃异乎？是以秦汉已还，抑而不举，得非折衷，难用相沿乎？象魏旧章，人伦彝训，迟闻清论，用析深疑。
对：天生民而树之牧，执政以驭邦；王建国以辨其方，设官而分理。列职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尧以巍巍之功臻乎静治，故建官惟百，缉熙于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风缛乎至化，故莅事惟能，丕扬于景铄。逮夫卜洛开基，述天定位，别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职。至于六卿在郊，五家为比，并列官叙，教于民人。嬴政并诸侯之疆，姗古以自是，其制不经，绅者罕道。炎汉承孤秦之弊，日给不暇，相沿末流，贵因循而不比。尧民被乎无为之化，故官虽至简，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时之失，故官必众建，乃能为共治。此世之异，时之然也。虽曰六卿五家，为职甚细，然由计以会要，行之诛赏，贤者尊之以劝善，不贤者罚之以去恶，则列职虽云至众，取人安不尽贤，禄何由而滥尸？官诚难于充选，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长久，后世所宜法则而奉行也。知秦历汉，积弊相沿，权宜适时，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恶之真，考课者未见诛赏之当，故列职弥众，莅事益烦。故政立而治不能进，官众而人不必贤。夫清心省事之论，所以为此弊而设，非为宗周而谈也。今欲舍姬周之往轨，谈秦汉之末规，浊源清流，未见其可。夫惟简易之深旨，贤哲之异能，求礼乐之深源，述官师之大义，此诚远大之闳体，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窥之微，既难于殚见；刍荛之鄙，聊备于周询。谨对。
南省试策五道〈并问目天圣八年〉问：管夷吾之书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ζ其事易。士就闲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农就田野。群萃而州处，少而习焉，其志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且曰士农之子常为士农，工商之子常为工商。若乃士讲学以居位，农力穑以阜生，安而不迁，斯则嘉矣。其或百工居肆，万商成渊，奇技淫巧之荡心，鬻良杂苦之牟利，安于所习，未足敦风，见善而迁，兹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货殖，胶鬲之鱼盐，倪宽之带经，王猛之卖畚，乘时万变，安可限其定居？黄宪之牛医，胡广之田亩，桑羊之贾竖，叔敖之负薪，肯构百端，安可责其承世？今兹贡士之制，亦有异类之防，虽条禁之久行，谅甄明之不暇。众君子优于博古，长于辨宜，以为如何？无惜辞费。
对：讲天人之精，责草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于此；兴愚民之休利，传经术而条对，士之射策者以尽其才。自汉而还，于唐为盛。然以公孙之对，置第本下，天子自擢于第一；刘ナ之言，指时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盖言至切者顾后害，论至直者为难行。故事欲述者，枉于有司，而议不得申；言欲显者，牵于文辞，而谈不得骋。为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诚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图，侧席延士，诏郡国以充赋，命公卿而署奏。而末学庸妄，亦预试言。开陈其端，周爰而问，上所以讲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尽思虑之秋也。
策以谓古之四民，罔敢杂处之义，而今取士，故有异类之防。端木、胶鬲、倪宽、王猛之徒，谓不可限以定居；黄宪、胡广、桑羊、叔敖之贤，谓不可责其世职。以古之鉴，求今之宜，此诚当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异居。士处闲燕，谈仁义，礼乐于是乎兴；农服力穑，限井田，衣食于是乎足。工述巧以备器用，商达货以迁有无。少而习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观其德，命御以论其行，如是，则可以官贤材，而不肖者有所劝。不耕则祭无盛，不蚕则衣无帛，如是，则可以禁游手，而趋末者著于本。器奇者杀，以杜工之伪；关讥弗征，以检商之猾。此圣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不得以异物迁也。及周之晚，汉继而兴，救时之宜，犹有可取。士虽不选于里，而有孝廉之举；农欲劝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则不得仕，禁乘车以抑其豪。行之当时，犹为近古；降及弊末，适于权宜。有入赀以为郎，有入粟而拜爵，农商杂进，黑白混然。今国家监太清以为治，求王道之大端，务思真贤，以登庶位。故于贡士之制，亦有异类之防，此诚法古为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堕，四民失业，士不本乡里，举不明真伪，后世之取贤者，宜条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复乡举之请，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从土断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条益严，变更非一，贤否之辨，未睹其真，岂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欤？方今诏郡国岁贡，谨土著以占数，先乡议而核实。然患条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诚由制之未得其术尔。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实，举贤者上赏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罚，自然无冒举之过，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杂以并进，士类混而无别乎？彼作奇巧以荡心，杂良苦而射利，谓其偷俗，未足敦风，在乎禁之，以绝其伪而已。若乃端木殖财，胶鬲擅利，倪宽为御史而称职，王猛与诸葛而并功，黄宪有三公之量，胡广明万事之理，桑羊之心计，叔敖之善相，如此数贤者，皆遭遇其时，以立勋业，故不限以定居，责其世职，乌得同条而语哉？谨对。
△第二道
问：古者纠邦禁以叙六典，因天讨而作五刑，所以申严国章，明慎时宪。协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变。又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显好生之化，茂宣去杀之仁。且肆眚之恩苟废而不用，则时无涤秽之泽；若数以为利，则人有委辔之欢。折衷之理，愿闻嘉言。
对：夫民弊于末，心作乎争，德不可以独行也，辅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则残，虐以为暴，刑不可以独任也，济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救溢，即民心而有作。谓天有震耀杀戮，我则严之以威虐刑罚；谓天有生殖长养，我则申之以温慈惠和。大为之防，曲为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狱与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议狱缓死，羲《易》之明文；眚灾肆赦，帝《典》之奥训。《周官》有三宥，新国用轻典，皆所以宽民之谓也。故肆眚苟废，则时无涤秽之泽，是伤乎无恩也；数以为利，则人有委辔之叹，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盖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须成、康而刑乃措；汉世之德至宽仁也，至文、景而狱乃平。夫所以致刑之措、狱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执议论之平谳。无罹民之不远，无纵诛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则狱虽不赦，刑将自平。且投箪者不能救饥，持几者不能御骑，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启民心之奸，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谓不赦者良医之针石，赦者奔马之委辔，质斯言也，不其然乎！谨对。
△第三道
问：天驷、先牧列于祭经，圉人、圉师实有官局，然则国马之政，其来尚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华阳之归，偃息既久；野之颂，孳生益蕃。而又河陇、朔方，岁行互市，颇积糜于金帛，亦罕辨于良驽。诚由骑兵不可以阙供，夷落仰资于善价，浸为经制，著在有司。议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费宜革，思欲减边关之条禁，遂氓庶之贸迁，倘缓急于戎容，可借资于民畜。恭惟圣治，务广刍言，靡倦极谈，以光俊域。
对：养马有夏《广牙》之制，掌于《周官》；《春秋》纪日中之候，著于《左传》。远郊任乎牧事，祭祖标于《月令》，作延厩，禁原蚕，著为国经，并载方策。则国马之政，其可废乎？国家接千岁之大统，承五代之末流，画牡荆以指麾，包虎皮而载戢，闻有日矣。而犹弗敢忘战，备于不虞，内有七校禁卫之屯，外有三边防狄之戍。而兵骑之众，畜牧且蕃，资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为日滋久，其费自深。然欲减边防之条禁，遂氓庶之贸迁，施之于今，未见其得。何则？探宝货以怀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商功利以惜费，则主计之臣所遍明也。若乃捐有余之宝，获为兵之备，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斯诚利害可明，而经久弗变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归氓庶则惧乎起奸。颛蒙所见，故在于此，谨对。
△第四道问：粤若姬氏，肇自邰封，佐尧而为农师，居豳成于王业。绵绵之瓞，本仁积功；无无之原，聿来胥宇。建文、武之景化，被岐、镐之故区，继圣嗣兴，定命攸厚。相兹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涧、之间，风雨所会，在《礼》也载土圭之法，于《书》也兆、龟墨之祥。逖观献卜之文，显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传》，康王有酆宫之朝；杜预垂言，平王为东周之始？岂先后之殊致，将方策之失传？矧又奉春始谋，极谈秦地之固；孟坚能赋，颇析西宾之问。建邦之利，折理奚长？谅兹俊髦，精于经传，敷言条对，勿尚猥并。
对：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邰土，卒终于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历乎七百。方策之所并载，诗颂之所歌舞，可略而谈也。若乃武王在镐，继文而有声；周公践祚，相成而负。即神皋以开壤，据涧、之上游，是为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传》，康王有酆宫之朝；杜预垂言，平王为东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问者。得非洛之初营，周都既定，但迁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东徙？迹先后之可见，非方策之失传也。夫守金城之府，据绕溜之固，扼关中之形势者，强秦之兴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为高皇说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旧，当天下而宅中者，东汉之盛也，此孟坚之所以因赋而陈光武之业也。夫圮耿徙亳，成汤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镐，姬氏不共邑而兴。世之盛衰，顾德薄厚而已，又乌称建邦之利哉？故东西二都，皆两汉由之而兴废也。谨对。△第五道问：听德惟聪，前王之至训；嘉言罔伏。举善之令猷。国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区之广，地利无极，齿籍益蕃。各有争心，必虞强诈之患；或非良吏，虑兴枉滥之尤。故立肺石以达穷民，设匦函以开言路。而又俾之转对，复彼制科，思广所闻，遂延多士，属兹举首，将列仕途。以何道致民之暴者兴仁，智者无讼；以何术使吏之酷者存恕，贪者守廉？试举所长，用观精识。对：帝尧之德非不圣也，必乘九功而兴；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开四聪之听。大禹之勤求贤士，乃至乎王；汉家之并建豪英，以翼乎治。诚以一人之圣，据群元之尊，王道之浸微浸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烛，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广览兼听，居以侧迟贤之席，行则驰裹轮之车，施及于方外而弗遗，退托于不明而求辅。其勤若此，犹惧乎弗及也。故今国家所以览照前古，讲求旧规，下明诏以开不讳之门，设匦函以广言者之路，复转对以采绅之议，立制策以待隽良之言者，意在兹乎！猥惟昧之微，举皆管浅之说。夫欲民之暴者兴仁，智者无讼，在乎设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贪者守廉，在乎严督责而明科条。为治之方，不过乎是而已。谨对。
问进士策题五道
问：古之人作诗，亦因时之得失，郁其情于中，而发之于咏歌而已。一人之为咏歌，欢乐悲瘁宜若所系者，未为重矣。然子夏序《诗》，以谓“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者。《诗》之言，果足以动天地、感鬼神乎？
问：古之为圣人者莫如舜，贤而与圣人近者莫如颜回。仲尼称虞舜不可及，而颜氏其殆庶几。至其称舜之所为，则曰“好问而好察迩言”而已；称颜氏之好学，则曰“不迁怒，不贰过”而已。然则如是者，是为不可及与庶几乎？
问：汉宣中兴，丙、魏为相，后之人言为相之贤者必稽焉，宜其有兴树之业显于世也。及观其纪传，亦无他功德，相独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识丙、魏之所以得贤于后世者，可得见乎？
问：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独行夏之时？说者曰：“夏时质也。”忠、质、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独曰从周之文？使夏之时为正，则商、周之时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则夏、商之政无文乎？夫周以子，则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则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颁春正于天下，而教民之事，无乃与天时相戾欤？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爱、兄弟夫妇之相为悌顺，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义以制之、礼乐以和节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无文，则夏、商之世，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制欤？说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于后儒之妄也，忠、质、文，亦出于后儒之妄也。”使夫诚出于后儒之妄，则孔子安有行时、从文之说？
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
国学试策三道〈并问目天圣七年〉。第一道
问：《诗》删风、雅，有一国四方之殊；《书》载典、谟，实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别，小大之政不侔。然而《关雎》王者之风，反系于周公之化；《秦誓》诸侯之事，乃附于训诰之余。究其闳纲，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为耻，传《春秋》蒙诬艳之讥；惠人者子产用心，作丘赋被虿尾之谤。谓之诬艳，非巧言乎；目之虿尾，岂惠人也？夫子又何谓之同耻，叹其遗爱者哉？子大夫博识洽闻，强学待问，请谈大义，用释深疑。
对：举贤而问，炎汉之得；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诏。晁错明国家之大体，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条对于篇章，备天子之亲览；刘ナ述兵农之大略，微之以才识而中科，然品核其言词，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讲勋华之闳道，欲举汉、唐之茂规，已诏公卿之流，博选贤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论之法，以考于贤能；较成均上游之徒，并升于岁贡。退愧拘儒，亦当奥问。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试为先，谈无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论。知井田之不能复，妄设沿革之辞；知榷酤之不可除，虚开利害之说。或策之者钩探微细，殆皆游谈；而对之者《骨皮》曲辞，仅能塞问。弃本求末，舍实得华。若乃《诗》、《书》之可疑，圣贤之异行，乐所以导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圣师之所谈，明问之至要。敢陈臆见，用备询求。策曰《诗》删风、雅，有一国四方之殊；《书》载典、谟，是二帝三王之道。《关雎》王者之风，反系于周公之化；《秦誓》诸侯之事，乃附于训诰之余。考其本因，可为梗概。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际之变，始之以《风》，终之以《颂》。以厚风俗，以察盛衰，此《诗》之所以作也。而变《风》变《雅》，有六义之殊焉。《关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亦系其列者，盖姬旦分陕而居，天子与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系于王者之风也。述百篇为历代之宝，断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陈典、谟，以为约束，此《书》之所以设也。作诰、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汤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载其义，而秦侯之誓亦参其末者，盖穆公伐晋之辞，夫子善之于改过，故其诫令之说，亦附训诰之余。不然，夫仲尼述尧、舜，删《诗》、《书》，著为不刊，以示来叶，岂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耻，惠人者子产用心，著于前经，此可明矣。先儒称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亲授丘明，使之作《传》。及范宁欲专《谷梁》一家，故蒙以诬艳之讥。前志称子产犹众人之母，善其养民，而临治郑国，能行其惠。及国人怨其丘赋之重敛，故被以虿尾之谤。夫传一经之义，非曲而畅之，盖不能详也。救一时之弊，盖权而行之，非为毒也。学者偏见。妄云诬艳，岂丘明之失欤？国人无知，谤以虿尾，非子产之过矣。况以仲尼之圣，作经亲授，岂有缪举乎？国侨既死，国人皆罢，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为耻，以遗爱而见称也。荒孱之说，敢以此闻。谨对。
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
问：乐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毕陈，《咸》、《韶》间作，莫不协和律吕，感畅神灵。虽嗜欲之变万殊，思虑之端百致，敦和饰喜，何莫由斯。是以哀乐和睽，则噍杀单缓之音应其外，礼信殊衍，则《大雅》、《小雅》之歌异其宜。锺期改听于流水，伯喈回车于欲杀。戚忧未弭，子夏不能成声；感慨形言，孟尝所以扌文泣。斯则乐由志革，音以情迁，盖心术定其惨舒，铿锵发之影响。是以亡陈遗曲，唐人不以为悲；文皇剧谈，杜生于斯结舌。谓致乐可以导志，将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乐之方，君子审音之旨，请论详悉，倾伫洽闻。对：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气仁智之灵；生禀阴阳之和，故形喜怒哀乐之变。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动乎心，合之为大中，发之为至和。诱以非物，则邪僻之将入；感以非理，则流荡而忘归。盖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圣人由是照天命以穷根，哀生民之多欲，顺导其性，大为之防。为播金石之音以畅其律，为制羽毛之采以饰其容，发焉为德华，听焉达天理。此六乐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畅，心术于焉惨舒也。故《乐记》之文，噍杀单缓之音以随哀乐而应乎外；师乙之说，以《小雅》、《大雅》之异礼信而各安于宜。夫奸声正声应感而至，好礼好信由性则然，此则礼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赏音，杀声外形则伯喈兴叹，子夏戚忧而不能成声，孟尝听曲而为之堕睫，亡陈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剧谈杜生靡对，斯琐琐之滥音，曾非圣人之至乐。语其悲，适足以蹙匹夫之意；谓其和，而不能畅天下之乐。且黄钟六律之音，尚贱于末节；《大武》三王之事，犹讥于未善。况鼓琴之末技，亡国之遗音，又乌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导志，音之移人，粗举一端，请陈其说。夫顺天地，调阴阳，感人以和，适物之性，则乐之导志将由是乎；本治乱，形哀乐，歌政之本，动民之心，则音之移人其在兹矣。帝尧之《大章》，成汤之《大》，乃是先王立乐之方；延陵之聘鲁，夫子之闻《韶》，则见君子审音之旨。谨对。
国学试策三道。第三道
问：建官惟百，帝尧之闳规；莅事惟能，《武成》之今典。然则简易之理斯得，爵禄之驭有经。自卜洛开基，述天定位，别九服广轮之数，辨一圻国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为比，咸用蒙士，尸于厥官。教以和亲，禁其爱恶，惟列爵之既众，岂取士之尽贤？匪徒百里比肩，尚艰于充选；抑亦一命授职，咸仰于代耕。以夫至寡治众之言，清心省事之论，会其归趣，不乃异乎？是以秦汉已还，抑而不举，得非折衷，难用相沿乎？象魏旧章，人伦彝训，迟闻清论，用析深疑。
对：天生民而树之牧，执政以驭邦；王建国以辨其方，设官而分理。列职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尧以巍巍之功臻乎静治，故建官惟百，缉熙于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风缛乎至化，故莅事惟能，丕扬于景铄。逮夫卜洛开基，述天定位，别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职。至于六卿在郊，五家为比，并列官叙，教于民人。嬴政并诸侯之疆，姗古以自是，其制不经，绅者罕道。炎汉承孤秦之弊，日给不暇，相沿末流，贵因循而不比。尧民被乎无为之化，故官虽至简，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时之失，故官必众建，乃能为共治。此世之异，时之然也。虽曰六卿五家，为职甚细，然由计以会要，行之诛赏，贤者尊之以劝善，不贤者罚之以去恶，则列职虽云至众，取人安不尽贤，禄何由而滥尸？官诚难于充选，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长久，后世所宜法则而奉行也。知秦历汉，积弊相沿，权宜适时，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恶之真，考课者未见诛赏之当，故列职弥众，莅事益烦。故政立而治不能进，官众而人不必贤。夫清心省事之论，所以为此弊而设，非为宗周而谈也。今欲舍姬周之往轨，谈秦汉之末规，浊源清流，未见其可。夫惟简易之深旨，贤哲之异能，求礼乐之深源，述官师之大义，此诚远大之闳体，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窥之微，既难于殚见；刍荛之鄙，聊备于周询。谨对。
南省试策五道〈并问目天圣八年〉问：管夷吾之书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ζ其事易。士就闲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农就田野。群萃而州处，少而习焉，其志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且曰士农之子常为士农，工商之子常为工商。若乃士讲学以居位，农力穑以阜生，安而不迁，斯则嘉矣。其或百工居肆，万商成渊，奇技淫巧之荡心，鬻良杂苦之牟利，安于所习，未足敦风，见善而迁，兹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货殖，胶鬲之鱼盐，倪宽之带经，王猛之卖畚，乘时万变，安可限其定居？黄宪之牛医，胡广之田亩，桑羊之贾竖，叔敖之负薪，肯构百端，安可责其承世？今兹贡士之制，亦有异类之防，虽条禁之久行，谅甄明之不暇。众君子优于博古，长于辨宜，以为如何？无惜辞费。
对：讲天人之精，责草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于此；兴愚民之休利，传经术而条对，士之射策者以尽其才。自汉而还，于唐为盛。然以公孙之对，置第本下，天子自擢于第一；刘ナ之言，指时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盖言至切者顾后害，论至直者为难行。故事欲述者，枉于有司，而议不得申；言欲显者，牵于文辞，而谈不得骋。为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诚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图，侧席延士，诏郡国以充赋，命公卿而署奏。而末学庸妄，亦预试言。开陈其端，周爰而问，上所以讲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尽思虑之秋也。
策以谓古之四民，罔敢杂处之义，而今取士，故有异类之防。端木、胶鬲、倪宽、王猛之徒，谓不可限以定居；黄宪、胡广、桑羊、叔敖之贤，谓不可责其世职。以古之鉴，求今之宜，此诚当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异居。士处闲燕，谈仁义，礼乐于是乎兴；农服力穑，限井田，衣食于是乎足。工述巧以备器用，商达货以迁有无。少而习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观其德，命御以论其行，如是，则可以官贤材，而不肖者有所劝。不耕则祭无盛，不蚕则衣无帛，如是，则可以禁游手，而趋末者著于本。器奇者杀，以杜工之伪；关讥弗征，以检商之猾。此圣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不得以异物迁也。及周之晚，汉继而兴，救时之宜，犹有可取。士虽不选于里，而有孝廉之举；农欲劝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则不得仕，禁乘车以抑其豪。行之当时，犹为近古；降及弊末，适于权宜。有入赀以为郎，有入粟而拜爵，农商杂进，黑白混然。今国家监太清以为治，求王道之大端，务思真贤，以登庶位。故于贡士之制，亦有异类之防，此诚法古为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堕，四民失业，士不本乡里，举不明真伪，后世之取贤者，宜条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复乡举之请，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从土断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条益严，变更非一，贤否之辨，未睹其真，岂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欤？方今诏郡国岁贡，谨土著以占数，先乡议而核实。然患条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诚由制之未得其术尔。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实，举贤者上赏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罚，自然无冒举之过，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杂以并进，士类混而无别乎？彼作奇巧以荡心，杂良苦而射利，谓其偷俗，未足敦风，在乎禁之，以绝其伪而已。若乃端木殖财，胶鬲擅利，倪宽为御史而称职，王猛与诸葛而并功，黄宪有三公之量，胡广明万事之理，桑羊之心计，叔敖之善相，如此数贤者，皆遭遇其时，以立勋业，故不限以定居，责其世职，乌得同条而语哉？谨对。
△第二道
问：古者纠邦禁以叙六典，因天讨而作五刑，所以申严国章，明慎时宪。协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变。又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显好生之化，茂宣去杀之仁。且肆眚之恩苟废而不用，则时无涤秽之泽；若数以为利，则人有委辔之欢。折衷之理，愿闻嘉言。
对：夫民弊于末，心作乎争，德不可以独行也，辅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则残，虐以为暴，刑不可以独任也，济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救溢，即民心而有作。谓天有震耀杀戮，我则严之以威虐刑罚；谓天有生殖长养，我则申之以温慈惠和。大为之防，曲为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狱与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议狱缓死，羲《易》之明文；眚灾肆赦，帝《典》之奥训。《周官》有三宥，新国用轻典，皆所以宽民之谓也。故肆眚苟废，则时无涤秽之泽，是伤乎无恩也；数以为利，则人有委辔之叹，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盖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须成、康而刑乃措；汉世之德至宽仁也，至文、景而狱乃平。夫所以致刑之措、狱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执议论之平谳。无罹民之不远，无纵诛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则狱虽不赦，刑将自平。且投箪者不能救饥，持几者不能御骑，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启民心之奸，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谓不赦者良医之针石，赦者奔马之委辔，质斯言也，不其然乎！谨对。
△第三道
问：天驷、先牧列于祭经，圉人、圉师实有官局，然则国马之政，其来尚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华阳之归，偃息既久；野之颂，孳生益蕃。而又河陇、朔方，岁行互市，颇积糜于金帛，亦罕辨于良驽。诚由骑兵不可以阙供，夷落仰资于善价，浸为经制，著在有司。议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费宜革，思欲减边关之条禁，遂氓庶之贸迁，倘缓急于戎容，可借资于民畜。恭惟圣治，务广刍言，靡倦极谈，以光俊域。
对：养马有夏《广牙》之制，掌于《周官》；《春秋》纪日中之候，著于《左传》。远郊任乎牧事，祭祖标于《月令》，作延厩，禁原蚕，著为国经，并载方策。则国马之政，其可废乎？国家接千岁之大统，承五代之末流，画牡荆以指麾，包虎皮而载戢，闻有日矣。而犹弗敢忘战，备于不虞，内有七校禁卫之屯，外有三边防狄之戍。而兵骑之众，畜牧且蕃，资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为日滋久，其费自深。然欲减边防之条禁，遂氓庶之贸迁，施之于今，未见其得。何则？探宝货以怀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商功利以惜费，则主计之臣所遍明也。若乃捐有余之宝，获为兵之备，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斯诚利害可明，而经久弗变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归氓庶则惧乎起奸。颛蒙所见，故在于此，谨对。
△第四道问：粤若姬氏，肇自邰封，佐尧而为农师，居豳成于王业。绵绵之瓞，本仁积功；无无之原，聿来胥宇。建文、武之景化，被岐、镐之故区，继圣嗣兴，定命攸厚。相兹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涧、之间，风雨所会，在《礼》也载土圭之法，于《书》也兆、龟墨之祥。逖观献卜之文，显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传》，康王有酆宫之朝；杜预垂言，平王为东周之始？岂先后之殊致，将方策之失传？矧又奉春始谋，极谈秦地之固；孟坚能赋，颇析西宾之问。建邦之利，折理奚长？谅兹俊髦，精于经传，敷言条对，勿尚猥并。
对：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邰土，卒终于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历乎七百。方策之所并载，诗颂之所歌舞，可略而谈也。若乃武王在镐，继文而有声；周公践祚，相成而负。即神皋以开壤，据涧、之上游，是为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传》，康王有酆宫之朝；杜预垂言，平王为东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问者。得非洛之初营，周都既定，但迁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东徙？迹先后之可见，非方策之失传也。夫守金城之府，据绕溜之固，扼关中之形势者，强秦之兴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为高皇说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旧，当天下而宅中者，东汉之盛也，此孟坚之所以因赋而陈光武之业也。夫圮耿徙亳，成汤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镐，姬氏不共邑而兴。世之盛衰，顾德薄厚而已，又乌称建邦之利哉？故东西二都，皆两汉由之而兴废也。谨对。△第五道问：听德惟聪，前王之至训；嘉言罔伏。举善之令猷。国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区之广，地利无极，齿籍益蕃。各有争心，必虞强诈之患；或非良吏，虑兴枉滥之尤。故立肺石以达穷民，设匦函以开言路。而又俾之转对，复彼制科，思广所闻，遂延多士，属兹举首，将列仕途。以何道致民之暴者兴仁，智者无讼；以何术使吏之酷者存恕，贪者守廉？试举所长，用观精识。对：帝尧之德非不圣也，必乘九功而兴；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开四聪之听。大禹之勤求贤士，乃至乎王；汉家之并建豪英，以翼乎治。诚以一人之圣，据群元之尊，王道之浸微浸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烛，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广览兼听，居以侧迟贤之席，行则驰裹轮之车，施及于方外而弗遗，退托于不明而求辅。其勤若此，犹惧乎弗及也。故今国家所以览照前古，讲求旧规，下明诏以开不讳之门，设匦函以广言者之路，复转对以采绅之议，立制策以待隽良之言者，意在兹乎！猥惟昧之微，举皆管浅之说。夫欲民之暴者兴仁，智者无讼，在乎设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贪者守廉，在乎严督责而明科条。为治之方，不过乎是而已。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