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钱币考二
作者：○历代钱币之制
后唐同光二年，令京师及诸道，於市行使钱内，检点杂恶铅锡钱，并宜禁断；沿江州县每舟船到岸，严加觉察，不许将杂铅锡恶钱往来换易好钱，如有私载。
并行收纳。
天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访闻诸道州府所买卖铜器价贵，多是销见钱，以邀厚利。”敕：“宜遍古晓，如元旧破损铜器及碎铜，即许铸造铜器。生铜器每斤价定二百，熟铜器每斤四百，如违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又敕：“诸道州府约勒见钱，素有条制，若全禁断，实匪通规。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城门所出见钱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二年，敕：“买卖人所使见钱，旧有条流，每陌八十文。近访闻在京及诸道市肆人户，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今后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如有辄将短钱兴贩，仰所在收捉禁治。”
四年，制：“今后行使钱陌内，捉到一文、二文系夹带铅铁钱，所使钱不计多少，纳官科罪。”
晋天福三年，诏曰：“国家所资，泉货为重，销蠹则甚，添铸无闻。宜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仍禁将铅铁杂铸。诸道应有久废铜冶，许百姓取便开炼，永远为主，官中不取课利。除铸钱外，不得接便别铸铜器。”
其年十一月，敕：“先许铸钱，切虑逐处缺铜，难依先定铢两。宜令天下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不得入铅铁及缺落不堪久远流行。”四年，敕：“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后祗官铸造，私下禁旧法。”
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周显德二年，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乃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谕刑有差。其铜镜，官中铸，於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户收买兴贩。朝廷及诸州见管法物、军器，旧用铜制及装饰者，候经使用破坏，即仰改造，不得更使铜，内有合使铜者，奏取进止。
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铜像者，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致堂胡氏曰：“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为人所难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销钱而毁铜像是也。铜像，人所敬畏，尚且毁之，钱之不可销必矣。韩愈拜京兆尹，神策六军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犹是也。销钱为器，其利十倍。钱所以权百货，平低昂，其铸之也，不计费，不谋息，今而销之，可不禁乎？虽然，销而为器，钱虽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迁车转，入於他国，归於蛮夷，其害岂特为害而已！而不闻世宗禁之，则不以泉货贸远方之宝可知已，钱之散也，以贸远方之宝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关防不严，法制隳坏，真钱日少，伪钱日多。以不赀之价，靡有限之钱，虽万物为铜，阴阳为炭，亦且不给，区区器像又何济乎！故惟至廉无欲，然后可蓄生人之共宝。而又关防严密，法制具在，鼓铸不废，则中国之钱真可流於地上矣。”
唐主李既失江北，困於用兵，锺谟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
谟得罪而大钱废，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
钱有铜铁二等。五代相承用唐钱。诸国割据者，江南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后铸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干德后只以铁钱贸易，凡十当铜钱一。两浙、河东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干封泉宝”，径寸，以一当十。福建如唐制。
宋初，钱文曰“宋元通宝”。太平兴国后，又铸“太平通宝”钱。太宗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自后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禁诸州铁钅钱，民有者悉送官。
干德五年，禁轻小恶钱，限一月送官。
自平广南、江南，听权用旧钱，勿得过本路之境。
国初因汉制，其输官钱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陌，然诸州私用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陌。是岁，所在用七十七为陌，贯及四斤半以上。真宗咸平四年，旧制犯铜禁七斤以上，并奏裁处死，诏自今满五十斤以上取裁，余第减之。
天禧三年，诏犯铜、石，并免极刑。
铁钱者，川陕、福州承旧制用之。
开宝三年，令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禁铜钱八两川。后令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太平兴国八年，以福建少铜钱，令於建州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寻罢铸。凡铸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京师、鄂州、南安军、旧并有钱监，杭州有宝兴监，后并废之）。每千文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重五斤。惟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后，铜坑多不发，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铁钱有三监：邛州有惠民，嘉州有丰远，兴州有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废）。大钱贯重十二斤两，以准铜钱（旧皆用小铁钱，十当铜钱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张咏、西川转运使黄观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铸大铁钱，每贯用二十五斤八两成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后以铁重，多盗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钱小则者鲜利。请减景德二年之制，其见使旧钱亦令仍旧行用。”从之）。岁总铸二十一万余贯。
太祖时，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於诸州便换。其后，定外地闲慢州乃许指射。自此之后，京师用度益多，诸州钱皆输送，其转易当给以钱者，或移用他物。
先是，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而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於库，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自是复停滞。至道末，商人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
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於益州。
诸路钱岁输京师，四方繇此钱重而货轻。景初，始诏三司以江东、福建，广南岁输缗钱合三十余万易为金帛，钱流民。
凡铸铜钱，用剂八十八两得钱千，重八十两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铸大铁钱，用铁二百四十两得钱千，重百九十二两。此其大法也。有许申者，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而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诏铸於京师。然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申杂以铁，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后卒无成。
国朝钱文皆用“元宝”而冠以年号，及改号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诏学士议，因请改曰“丰济元宝”，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后，复冠以年号。
时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於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州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
於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而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者获利十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请河东铁钱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且行旧钱。
知泽州李昭遘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而北虏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尝遣鱼周询、欧阳修分察两路钱利害，至庆历末，遂命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杂议。时叶清臣复为三司使，与方平先上陕西钱议，曰：“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大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终取偿於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罹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铜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不能必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以一当二，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於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神宗熙宁四年，陕西转运使皮公弼言：“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者，乃以当三，又减作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
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后小铁钱独行於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然小铁钱凡四十万缗积在同、华二州，熙宁诏赐河东，以铁偿之。永兴路安抚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秦凤转运使熊本言：“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钱千，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耳！千钱为铁六斤，铸为钱二千，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且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何以救灾？”
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言：“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廪禄、军师乘马、征戍聘赐，凡百用度，斯焉取给，出纳大计备於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财利所入，茶、盐、酒税，岁课一千五百余万缗。太宗以是料兵阅马，平河东，讨拓跋，岁有事於契丹。真宗以是东封岱宗，西祀汾雎，南幸亳、宋，未尝闻加赋於民，而调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齿繁庶，食货滋殖。庆历以后，财利之入，乃至三倍於景德之时，而国计之费，更称不赡。
则是本末之源，盈虚之数，其疏阔不侔久矣。陛下悯时事之积弊，志在变而通之，创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数，要在经国利民，崇德而广业也。其中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百有零匹，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已是因循弊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帛，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於唐末、五代，未有输纳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文，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三千余贯。
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於四夷，内则纵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钱不可得，帛益贱。凡公私钱币之发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帛、坑冶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也；屋庐正税、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民货布之丰寡，视官钱所出之多少，官钱出少，民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
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国用日耗。又青苗、助法皆征钱，民钱荒，故方平极言之。
八年，皮公弼又请铸铁折二钱，从之。
御史周尹言：“臣去冬奉使，经由永兴、秦凤路，伏见盗铸钱不少，问其本末，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钱易得，而民盗铸者费少利倍。又访闻得所在官中积聚，约有数百万余贯，民收藏者犹不在其数。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后来减为折三，近岁又作折二，已於国家重货十损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损一分，所以不当，辄有奏请。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拣选铁钱万数不多，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仍行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三二年，未满数百万贯，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即民盗铸定亦不可止绝。臣欲望作折二铸钱，更不别行改铸，亦不须拣选，起自今后只作一文行用，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自然无复冒禁作过，岁省重辟，而农商交易获众货流通之利。且约官中所有，止就四百万贯言之，若以二为一，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致力简省，便可得用。”
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
◎铜钱逐监钱数
阜财监（西京）二十万贯。黎阳监（卫州）二十万贯。永兴军、华州、陕府钱监，各铸二十万贯，计六十万贯。垣曲监（绛州）二十六万贯。同安监（舒州）
一十万贯。神泉监（睦州）一十万贯。富民监（兴国军）二十万贯。熙宁监（衡州）二十万贯。宝泉监（鄂州）一十万贯。广宁监（江州）三十四万贯。永丰监（池州）四十四万五千贯。永平监（饶州）六十一万五千贯。丰国监（建州）二十万贯。永通监（韶州）八十万贯。阜民监（惠州）七十万贯。◎铁钱逐监钱数在城、朱阳两监（虢州）各十二万五千贯。阜民、洛南两监（商州）各十二万五千贯。威远镇（通远军）、滔山镇（岷州）两监共二十五万贯。嘉州二万五千贯。邛州七万三千二百三十四贯。兴州四万一千贯。◎铜钱一十三路行使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
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铜铁钱两路行使
陕府西路。河东路。
◎铁钱四路行使
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右元丰毕仲衍所进《中书备对》，言诸路铜、铁钱监与所铸钱数目，及行使地分详明，今录於此。盖比国初至景德中，则铜钱增九监，而所铸增三百余万贯，铁钱增六监，而所铸增六十余万贯云。哲宗元六年，申钱币阑出之禁，立铜钱出界徒流编配首从之法。言者谓，自熙宁七年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是中国货宝与四夷共用之也。户部侍郎苏辙北使还，论事宜曰：“臣切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谨按：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土皆产铁。见今陕西铸折二铁钱，万数极多，与铜钱并行，而民轻贱铁钱，铁钱十五仅能比铜钱十，而官用铁钱与铜钱等，缘此解盐钞法久远必败。河东虽有小铁钱，然数目极少，河北一路则未尝鼓铸。臣等尝闻议者谓可於三路并铸铁钱，而行使之地止於极边，诸州极边见在铜钱并以铁钱兑换，般入近里州郡，如此则虽不禁钱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户部，令遍问三路提、转、安抚司详讲利害，如无窒碍，乞早赐施行。惟河东路极边数郡，访闻每岁秋成，必假铜钱於北界人户收籴，乞令相度，若以绸绢优与折博有无不可。此计若行，为利不小。”
徽宗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左仆射蔡京奏：
“据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申，送到新铸铜钱、铁钱样，已降指挥，铜钱於岁终须管铸三十万贯，铁钱铸二百万贯。自来铸钱，张官置吏，招刺军兵，所费不少，而军兵之役最为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钱得一钱之利，盖是久失擘画。今陕西河中府等处，民私铸最多，召募私铸人，令赴官充铸钱工匠，广为营屋，许其一家之人在营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给以物料，尽其一家人力鼓铸，计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数充其工价，又可收私铸人在官，盖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欲令许天启相度，疾速准此施行，仍与旧来军工相兼鼓铸。今来所铸铜钱，除陕西、四川、河东系铁钱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诸路并准折十行用，其钱唯令陕西铁钱地分铸造，於铜钱地分行使，贵绝私铸之患，如有私铸，并以一文计小钱十科罪。又陕西铜钱至重，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今夹锡铸造，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支用，令许天启相度，依此施行。”从之。
夹锡钱始於二年，河东运判洪中孚言：“二虏以中国钱铁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三、当十铁钱。”从之。
尚书省言，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
四年，尚书省言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者多，乃诏广南、福建路更不行使当十钱，有者兑换，於别路行使，其本路别铸小平钱。以闽、广系出铜处故也。又诏荆湖、江、浙当十钱并改作当五钱。
五年，蔡京罢相，监察御史沈畸言：“古者军兴，锡赏不继，或以一当百，或以一当千，此权时之宜，岂可行於太平无事之日！自为当十之议，召祸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而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六月，诏当十钱惟京师、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於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钱，自一百至十贯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钞引法。
张商英为相，上言：“当十钱自唐以来，为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见窒碍。
盖小平钱出门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物货交易得钱者，必入中求盐钞，收买官告、度牒，而余钱又流布在街市小民，故官司内外，交相利养。自当十钱行，一夫负八十千，小车载四百千，钱既为轻赍之物，则告、牒难售，盐钞非操虚钱而得实价则难行，轻重之势然也。今欲权於内库并密院诸司，借支应干封椿金银、物帛并盐铁等，下令以当十钱盗铸为滥害法，限半年更不行用。令民尽所有於所在州军送纳，每十贯官支金银物帛四贯，文择其伪铸者送近便改铸小平钱，存其如样者。俟纳官足，十贯作三贯，文各拨还元借处，然后京城作旧钱禁施行，乃可议榷货通商钞法。”蔡绦《国史补》：“国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故事，岁铸之额日增，至庆历、元丰为最盛，铜、铁钱岁无虑三百余万贯，及元、绍圣而废弛，崇宁初则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鲁公秉政，思复旧额，以铜少终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训，子母相权之说，因作大钱，以一当十，至大观，上又为亲书钱文焉。盖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赡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致，人爱重之。
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盗铸，如东南盗铸，其私钱既锲薄，且制作粗恶，遂以猥多成弊。大观三年，鲁公既罢，朝议改为当三，当三则折阅倍焉，虽县官亦不能铸矣，而大钱遂废。初议改当三也，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在都金银铺未之知，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讪笑。”
交子天圣以来，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熙宁元年，始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二年，以河东公私共苦运铁钱劳费，诏置潞州交子务。
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则矾、盐不售，有害入中粮草之计，奏罢之。四年，复行於陕西，而罢永兴军盐钞务，文彦博言其不便，未几，竟罢其法。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九年，以措置熙河财利孙迥言：“商人买贩，牟利於官，且损钞价。”於是罢陕西交子法。
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於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是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六千三百四十缗。
崇宁元年，复行陕西交子。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自朝廷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兵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当旧者之四，故更张之。
成都漕司奏：“交子务已改为钱引务，欲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自后并更为钱引。”从之。又诏：“陕西、河东数路引直五千至七千，而成都才直二三百，豪右规利害法，转运司觉捕扇惑之人，准法以行。民贸易十千以上，令钱与引半用。”言者谓钱引杂以铜、铁钱，难较其直增损。诏令以铜、铁钱随所用分数比计，作铜钱闻奏。知威州张特奏：“钱引元价一贯，今每道止直一百文。盖必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见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从之。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钱引，崇宁行於京东西、淮南、京师诸路，惟福建、江、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福建，蔡京之乡里也，故免焉。高宗绍兴三年，刘大中宣谕江南归，言泉司官吏之费岁十三万缗，请省官属。
从之。
宋朝鼓铸，饶、池、江州、建宁府四监，岁铸铜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饶州永平监，四十六万五千；江州广宁监，二十四万；池州永丰监，三十四万五千；建宁丰国监，二十四万四百）；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衡州咸宁监，二十万；舒州同安监，十万；严州神泉监，十五万；鄂州宝泉监，十万；韶州永通监，八十三万；梧州元丰监，十八万）。
建炎兵革，州县困敝，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於虔州，并永丰监於饶州（后来只在饶州置司，赣州只系巡历），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入，不及於旧，而官吏廪稍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二年复铸十二万缗，泉司应副铜、锡六十五万余斤。
二十四年，罢铸钱司，归之漕司。二十八年，上命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铜器，告者有赏，其后得铜二百余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务外，不得添铸。二十九年，立为限制，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变转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隐寄，许人告。
按：此即唐元和所行，皆是以民钱少而不能流通，县官费重而不能广铸，故为此末策耳。
孝宗隆兴元年，诏铸当二、小平钱，如绍兴之初。自干、淳、迄嘉泰、开禧皆如之。
干道六年，并铸钱司归发运司。七年，复置。
八年，於饶、赣各置提点官。
自大中祥符及崇宁以来，钱皆精好。高宗尝谕近臣，欲尽如旧制，不较工料之费。干道八年，孝宗以新铸钱淆杂，诏提点铸钱及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户工部长贰，议罚有差。
淳熙二年，并赣州归饶州而加都大焉。
祖宗内帑岁收新钱一百五万（江、池、饶、建四监），而每年退六十万，三年一郊，又支一百万赴三司，是内帑每年才得十一万六千余缗，而左藏得九十三万三千余缗也。今岁额止十五万，而隶封椿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无焉。又自国家置市舶於浙，於闽，於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凡舶船之方发也，官必点视，及遣巡捕官监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载钱离岸，及官司之点、巡捕之送，一为虚文。於是许火内人告，以其物货之半充赏；又或以装发，则舶回日亦许告首，尽以回货充赏。沿海州军以铜钱入海船者有罚。淳熙五年五月，诏蕃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随离岸五里外依出界法。
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宗司，建州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至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钱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於是沿边皆用铁钱矣。”所以淮南旧铸铜钱，干道初，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岘，亦用铁钱，而淮西鼓铸铁钱未办。议者欲取之蜀，事既行，参政洪造以为不便，上然之，但即蜀中取十五万缗，行之庐、和而已。
六年，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铁钱。子中言舒、蕲、黄州皆产铁，合置监（舒州置同安监，蕲春置蕲春监，黄州置齐安监），且铸折二钱。诏户部支凑二十万贯为本。又诏发运司通管四监（江州、兴国军、临江军、抚州）。子中所管三监（舒、蕲、黄），每岁各认三十万贯，其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
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
光宗绍熙二年，诏帅、漕司赈粜收破缺铁钱及私钱。明年，又降度牒二百道换私铁钱。
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铜钱一准铁钱四，禁之。当时铜钱之在江北者，自干道以来，悉以铁钱收换，或以会子一贯换钱一贯省，其铜钱解赴行在及建康、镇江。沿江州军关津去处，委官检察，又於江之南北各置官库，以铜、铁钱交换。凡沿江私渡及极边径路，严禁透漏。
绍熙十五年，置利州绍熙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地多山林，宜炭铁，仍增铸十五万缗。未行，卒减铸十万。
二十二年，嘉州守臣王知远乞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
宁宗嘉定元年，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於绍兴、惠民二监岁铸共三十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时议者恐其利厚而盗铸滋多，而总所方患引直日低，虽盗铸不禁，盖欲钱轻则引重也。会子高宗绍兴元年，因婺州之屯驻，有司请椿办合用钱，而舟楫不通，钱重难致。乃诏户部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客人入中，执关赴榷货务请钱，有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於是州县以关子充籴本，未免抑配，而榷货务又止以日纳三分之一偿之，人皆嗟怨。
六年二月，诏置行在交子务。臣僚言：“朝廷措置见钱关子，有司浸失本意，改为交子，官无本钱，民何以信？”极论其不可。於是罢交子务，令榷货务桩垛见钱印造关子。
二十九年，印给公据、关子，赴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各关子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
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桩见钱，於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赴左藏库送纳。明年二月，诏会子务隶都茶场。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
三十二年十二月，诏定伪造会子之罚（犯人处斩，赏钱一千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名目者听。）日造会子，监官分押，每一万道解赴户部覆印。当时会纸取於徽、池州，续造於成都府，又造於临安府。会子初止行於两浙，后又诏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并用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去处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如之，或全用会子者听。
孝宗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置江州会子务。
干道二年，因左司谏陈言会子之敝，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两收之。
三年正月，度支郎中唐彖言：“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干道二年七月，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余万道，止干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其在民者，有九百八十万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过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余贯，尚有八百余万贯未收，大约每月收换不过六七十万。缘诸路纲运依近指挥，并要十分见钱，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是致在外会子，往往商贾低价收买，辐辏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并。”诏给降度牒及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货务，召人全以会子入纳，候出卖将尽，申取朝廷节续给降，务欲尽收会子也。六月，户部曾怀言，会子除收还外，有四百九十万贯在民，乞存留行使。十二月，以民会子有破损者，别造五百万换给。他日，又诏损会贯百钱数可照者，并作上供钱解发，巨室以低价收者坐罪。
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截凿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差户部尚书曾怀同共措置，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依左藏库推赏，其将带经过务场不得收税。蒋芾奏曰：“此月用会子收回金银，若会子稍多，又出钱银收之。”陈俊卿奏曰：“敛散抑扬，权之在上，可以无敝。”其年四月一日，兴工印造，至岁终可造一千万贯，措置收换旧会。每道收糜费钱二十足，零百半之，应旧会破损，但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内有假伪，将辩验人吏送所司，其监官取朝廷指挥。每验出一贯伪会，追究元收兑会子人，钱三贯与辩验人。如官吏用心，讫事无假伪，具姓名推赏。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换，至明年三月十日终尽绝，更不行用。
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板，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桩管。当时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其半为会子，而南库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万，流行於外者才二百万耳。
范成大《揽辔录》载：“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於河南，效中国楮币，於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钱，不用钞。钞文略曰：‘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许人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一十五文。候七年纳换别给，以七十为陌。伪造者斩，捕告者赏钱三百千。’前后有户部管当令史、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围画龙鹤有饰。”右石湖干道充泛使入金国，道汴京，有交钞所，载其所见如此。其时中国亦以币权钱，然东南之地有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而鼓铸之所亦复不一，所以常困钱币多而贱，秤提无策。而彼则惟以交钞行之河南，以中国旧钱行之河北，似反简易也。元，颖滨使辽回奏事，亦言北界别无钱币，惟用中国钱云。
光宗绍熙元年，诏第七、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矣，何以示信？”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宁宗庆元元年，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额外更增，许执奏不行。嘉定二年，臣僚言三界会子数目滋多，称提无策。诏封桩库拨金银、度牒、官诰绫纸、乳香，凑成二十万，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换旧会，品搭入纳，以旧会之二换新会之一。而称提新会最严，未免告讦肆起，根连株逮而苛政出；估籍徒流，乡井相望而重刑用；假称提而科敷抑配，酷吏得志。泉州守臣宋钧，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均降一官，崇亢、陈宓各展二年磨勘。自是，岁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籴本以楮，盐本以楮，百官之俸给以楮，军士支犒以楮，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铜钱以罕见为宝，前日桩积之本，皆绝口而不言矣。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楮弊而钱亦弊。昔也以钱重而制楮，楮实为便；今也钱乏而制楮，楮实为病。况伪造日滋，欲楮之不弊，不可得也。且国家建隆之初，赋入尚少，东征西伐，兵馈不绝於道，未尝藉楮以开国也。靖康以来，外攘夷狄，内立朝廷，左支右吾，日不遑暇，未尝藉楮以中兴也。至於绍兴末年，权以济用，至於孝宗，谋虑及此，未尝不曲尽其心焉。当时内有三宫之奉，外有岁币之费，而造楮惟恐其多，收换惟恐其不尽，而或无以示民信也。至於光、宁以来，造愈多而弊愈甚，其所幸者，恭俭节用，无土木之妖，动静有常，无锡予之泛，所以楮虽弊而有以养其原也。
川引高宗绍兴三年六月诏，四川自祖宗以来，先计引数，封桩本钱，常停重钱以权轻券，故法不弊。中印给泛料数多，即将本钱侵用，故引法日坏。况自张浚开宣府，赵开为总饷，以供籴本，以给军需，增引日多，莫能禁止。
七年二月，川陕副帅吴请置银会於河池。五月，中书省言引数已多，虑害成法。诏止之。盖祖宗时，蜀交书放两界，每界止一百二十余万。令三界通行，为三千七百八十余万，以至於绍兴末年，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又以盐酒等阴为称提。是以饷臣王之望亦请添印钱引以救目前，不得不为朝廷久远之虑。当时诏添印三百万，委之望约度，给用即止。后之望只添印一百万。
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依前指挥添印二百万。
淳熙五年闰六月，臣僚言：“蜀中钱引已增至四千五百余万，增而不已，必至於不可行，乞立定额，得增添。”从之。
光宗绍熙二年五月，诏川引展界行使。宁宗嘉泰末，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书放益多矣。开禧末年，饷臣陈咸以岁用不足，尝为小会，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於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制司乃揭榜，除收兑一千三百万引外，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自后引直五百铁钱有奇，若关外用铜钱，引直百七十钱而已。
嘉定三年春，制、总司收兑九十一界二千九百余万缗，其千二百万缗，以茶马司羡余钱及制司空名官告，总所桩管金银、度牒对凿，余以九十三界钱引收兑。
又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余万缗，以收前宣抚程松所增之数，应民输纳者，每引百帖八千。其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其金银品色官称，不无少亏，每旧引百，帖纳二十引。盖自元年、三年两收旧引，而引直遂复如故。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尝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即官用钱自买，方得无弊。
淮交绍兴末年，会子行，未有两淮、湖广之分。
干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忘费，印给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乞别给会子二十万，背印付淮南州军行使，不得越过他路。
二年六月，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於两淮州县行使，其日前旧会听对换。应入纳买卖，并以交子见钱中半。如往来不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对换循环使用。然自绍兴末年以前，铜钱禁用於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言：“莫若如旧，从民便。
铁钱已散，铜钱已收，且令兼行，以铁钱二当铜钱一，交子可以尽罢无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为武锋一军在彼。”良又奏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各条其利害。皆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又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其民交子许作见钱纳官，应在官交子日下尽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
后又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又诏江南州郡民行使淮交者从便。至嘉定十五年，增印及三百万，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其术也。
湖会孝宗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言：“襄阳、郢、复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令措置於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於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抹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从之。及印造之权既专，则印造之数日增，且总所所给止行本路，而京南水陆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乃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又拨茶引及行在会子收换焚毁。而总领所谓：“江陵、鄂州商旅辐辏之地，每年客贩官盐动以数百万缗，自来难得回货。
又湖北会子不许出界，多将会子就买茶引，回往建康、镇江等处兴贩。今既有行在会子可以通行，谁肯就买茶引？缘每年帖降引数多。若卖不行，军食必阙。”朝廷遂寝其议，乃再印给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至嘉定十四年，诏造湖广会子三十万，对换破损会。自后因仍行之。
按：钱币之权当出於上，则造钱币之司当归於一。汉时，常令民自铸钱，及武帝则专令上林三官铸之，而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输其铜三官。然钱以铜、铁、铅、锡而成，而铜、铁、铅、锡搬运重难，是以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直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冶，铸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承平时，解盐场四贯八百售一钞，请盐二百斤），而会子则止於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如颗盐钞只可行於陕西，末盐钞只可行於江淮之类），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覆，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便同见钅强，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
东莱吕氏曰：“泉布之设，乃是阜通财货之物，权财货之所由生者。考之於古，如《管子》论禹汤之币，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金，皆缘凶年，故作币救民之饥。考之《周官。司市》，凡国有凶荒，则市无征而作布。又考单穆公谏景王之说，古者天灾流行，於是量资币，权轻重，作币以救民。以《管子》与《周礼》、单穆公之论，观夏商之时所以作钱币，权一时之宜，移民通粟者，为救荒而设，本非先王财货之本虑。所以作钱币，论国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则有九年之食，以为财货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论财货，但论九年之积，初未尝论所藏者数万千缗，何故？所论农桑，衣食财货之本；钱布流通，不过权一时之宜而已。先有所谓粟，泉布之权方有所施，若是无本，虽积钅强至多，亦何补盈虚之数。所以三代以前论财赋者，皆以粟为本，所谓泉布，不过权轻重，取之於民。所以九贡、九赋用钱币为赋甚少，所谓俸禄亦是颁田制禄，君、卿、大夫不过以采地为多寡，亦未尝以钱布为禄。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为末作，盖缘钱之用少。如制禄既以田，不以钱，制赋又自以粟布帛，其用钱甚少，所以钱之权轻，惟凶年饥荒所以作币。先儒谓金铜无凶年，权时作此，以通有无，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论布泉者甚少。
到得汉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职之高下，所谓万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粟制禄。不过口、算，每人所纳，百余年尚未以钱布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时国用不足，立告缗之法，以括责天下，自此古意渐失，钱币方重。
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粟为本，以泉布为权，常不使权胜本，所以当时地利既尽，浮游末作之徒少。后世此制坏，以匹夫之家藏钅强千万，与公上争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后世贡禹之徒欲全废此，惟以帛为本，此又是见害惩艾，矫枉过直之论。大抵天下之事，所谓经权本末，常相为用，权不可胜经，末不可胜本，若徒见一时游手末作之弊，欲尽废之，如此则得其一，不知其二。后世如魏文帝时天下尽不用钱，贡禹之论略已施行，遂有湿薄绢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为无用，其意本要重帛，反以轻帛。天下惟得中平论最难，方其重之太过，一切尽用，及其废之太过，一切尽不用，二者皆不得中。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汉至隋，其泉布更易虽不可知，要知五铢之钱最为得中。自汉至隋，屡更屡易，惟五铢之法终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时初铸‘开元钱’最得其中，自唐至五代，惟‘开元’之法终不可易。论者盖无不以此为当。以此知数千载前有五铢，后有‘开元’最可用。何故？论太重，有所谓直百、当千之钱；论太轻，则有所谓榆荚、三铢之钱。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铢、‘开元’铢两之多寡，鼓铸之精密，相望不可易。本朝初用开元为法，其钱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张齐贤为江南转运，务欲多铸钱，自此变‘开元’钱法，钱虽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张齐贤未变之前，所谓‘太平钱’尚自可见，齐贤既变法之后，钱虽多，然甚薄恶不可用。
当时务要得多，不思大体。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
南齐孔ダ论铸钱不可以惜铜爱工，若不惜铜，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齐孔ダ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或者自缘钱薄恶后，论者纷纷，或是立法以禁恶钱，或是以钱为国赋，条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若是上之人不惜铜爱工，使奸民无利，乃是国家之大利。泉布之法，总而论之，如周、如秦、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其规或可以为式，此是钱之正。若一时之所铸，如刘备铸大钱以足军市之财，第五琦铸‘干元钱’，此是钱之权也。如汉武帝以鹿皮为币，王莽以龟贝为币，此是钱之蠹也。或见财货之多，欲得废钱；或见财货之少，欲得鼓铸。皆一时矫枉之论，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权一时之宜，如寇之在蜀创置交子，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於蜀，则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於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为，之於官，所以可行。铁钱不便，交子即便。今则铜钱稍轻，行旅非不可挟持，欲行楮币，铜钱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议者欲以楮币公行，参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经久之制。今日之所以为楮券，又欲为铁钱，其原在於钱少，或稍为铜器，或边鄙渗漏，或藏於富室。今则所论利害甚悉。财利之用，在於贸易，孔ダ之论，宜不惜铜爱工，不计多寡，此最的当推本之论。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於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尽，帛有余，山泽之藏咸得其利，钱虽少不过钱重。钱虽重，彼此相权，国家之利，亦孔ダ之论。要当寻古义，识经权，然后可也。”
水心叶氏曰：“钱之利害有数说。古者因物，权之以钱；后世因钱，权之以物。钱币之所起，起於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然三代之世，用钱至少，自秦、汉以后浸多，至於今日，非钱不行。三代以前，所以钱极少者，当时民有常业，一家之用，自米、布帛、蔬菜、鱼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止是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物，然后赖钱币之用。如李悝平籴法，计民一岁用钱只一千以上，是时已为多矣，盖三代时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粟则布帛，与夫民之所自致者，皆无待於金钱，而民安本著业，金钱亦为无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数，以岁计之，亦是临时立法，制其多少。后世不然，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布帛则有丈尺之数，粟有斛斗之数，其他凡世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输贡、州县委藏、商贾贸易，皆主於钱，故后世用钱百倍於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后世不得不多。何者？三代各断其国以自治，一国之物自足以供一国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亦不至费心力以营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穷力远须，故《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老子》曰：‘致治之极，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无所用钱如此，安得不少！后世天下既为一国，虽有州县异名，而无秦、越不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於四方？则商贾往来，南北互致，又多於前世，金钱安得不多？古者以玉为服饰，以龟为宝，以金银为币，钱只处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赐予，则是金尽用黄金。既以玉为服饰，玉是质重之物，以之为饰，过於金、珠远矣。汉世犹用金银为币，宣、元以后，金币始尽。王莽欲复古制，分三等币，后不复行。至东汉以后，黄金最少，又缘佛、老之教盛行，费为土木之饰，故金银不复为币，反皆以为器用服玩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饰用金银，故币始专用钱，所以后世钱多。此数者，皆钱之所由多。用钱既多，制度不一，轻重、大小、厚薄皆随时变易，至唐以‘开元钱’为准，始得轻重之中。古钱极轻，今三代钱已无，如汉五铢、半两，其在者尤轻薄不可用。盖古者以钱为下币，为其轻易，后世以钱为重币，则五铢、半两之类宜不可用。然大重则不可行，所以‘开元’为轻重之中。
唐铸此钱，漫衍天下，至今犹多有之，然唐世无钱尤甚。宋朝则无时不鼓铸，以‘开元钱’为准，如太平、天禧钱又过於‘开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钱’最好，自熙宁以后不甚佳。国初惟要钱好，不计工费，后世惟欲其富，往往减工缩费，所以钱稍恶，若干道、绍兴钱又不及熙丰远矣。然而唐世所以恶钱多，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铸。要之利权当归於上，岂可与民共之？如刘秩之论与贾谊相似，当汉文帝欲以恭俭致平，谓天下无用钱处，故不复收其权柄，使吴、邓钱得布天下，吴王用之，卒乱东南。唐以开元、天宝以后，天下苦於用兵，朝廷急於兴利，一向务多钱以济急，如茶、酒、盐、铁等末利既兴，故自肃、代以来，渐渐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钱於民。上下相征，则虽私家用度，亦非钱不行，天下之物隐没不见，而通行於世者惟钱耳！夫古今之变，世数之易，物之轻重，货之贵贱，其迭往迭来，不可逆知，然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於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於外以待之。不知钱以通行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然自古今之弊相续至於今日，事极则变，物变则反，必须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当如何变得。其决不可易者，废交子，然后可使所藏之钱复出。若夫富强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其变通之道，非圣人不能也。”
后唐同光二年，令京师及诸道，於市行使钱内，检点杂恶铅锡钱，并宜禁断；沿江州县每舟船到岸，严加觉察，不许将杂铅锡恶钱往来换易好钱，如有私载。
并行收纳。
天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访闻诸道州府所买卖铜器价贵，多是销见钱，以邀厚利。”敕：“宜遍古晓，如元旧破损铜器及碎铜，即许铸造铜器。生铜器每斤价定二百，熟铜器每斤四百，如违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又敕：“诸道州府约勒见钱，素有条制，若全禁断，实匪通规。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城门所出见钱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二年，敕：“买卖人所使见钱，旧有条流，每陌八十文。近访闻在京及诸道市肆人户，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今后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如有辄将短钱兴贩，仰所在收捉禁治。”
四年，制：“今后行使钱陌内，捉到一文、二文系夹带铅铁钱，所使钱不计多少，纳官科罪。”
晋天福三年，诏曰：“国家所资，泉货为重，销蠹则甚，添铸无闻。宜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仍禁将铅铁杂铸。诸道应有久废铜冶，许百姓取便开炼，永远为主，官中不取课利。除铸钱外，不得接便别铸铜器。”
其年十一月，敕：“先许铸钱，切虑逐处缺铜，难依先定铢两。宜令天下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不得入铅铁及缺落不堪久远流行。”四年，敕：“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后祗官铸造，私下禁旧法。”
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周显德二年，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乃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谕刑有差。其铜镜，官中铸，於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户收买兴贩。朝廷及诸州见管法物、军器，旧用铜制及装饰者，候经使用破坏，即仰改造，不得更使铜，内有合使铜者，奏取进止。
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铜像者，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致堂胡氏曰：“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为人所难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销钱而毁铜像是也。铜像，人所敬畏，尚且毁之，钱之不可销必矣。韩愈拜京兆尹，神策六军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犹是也。销钱为器，其利十倍。钱所以权百货，平低昂，其铸之也，不计费，不谋息，今而销之，可不禁乎？虽然，销而为器，钱虽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迁车转，入於他国，归於蛮夷，其害岂特为害而已！而不闻世宗禁之，则不以泉货贸远方之宝可知已，钱之散也，以贸远方之宝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关防不严，法制隳坏，真钱日少，伪钱日多。以不赀之价，靡有限之钱，虽万物为铜，阴阳为炭，亦且不给，区区器像又何济乎！故惟至廉无欲，然后可蓄生人之共宝。而又关防严密，法制具在，鼓铸不废，则中国之钱真可流於地上矣。”
唐主李既失江北，困於用兵，锺谟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
谟得罪而大钱废，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
钱有铜铁二等。五代相承用唐钱。诸国割据者，江南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后铸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干德后只以铁钱贸易，凡十当铜钱一。两浙、河东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干封泉宝”，径寸，以一当十。福建如唐制。
宋初，钱文曰“宋元通宝”。太平兴国后，又铸“太平通宝”钱。太宗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自后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禁诸州铁钅钱，民有者悉送官。
干德五年，禁轻小恶钱，限一月送官。
自平广南、江南，听权用旧钱，勿得过本路之境。
国初因汉制，其输官钱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陌，然诸州私用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陌。是岁，所在用七十七为陌，贯及四斤半以上。真宗咸平四年，旧制犯铜禁七斤以上，并奏裁处死，诏自今满五十斤以上取裁，余第减之。
天禧三年，诏犯铜、石，并免极刑。
铁钱者，川陕、福州承旧制用之。
开宝三年，令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禁铜钱八两川。后令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太平兴国八年，以福建少铜钱，令於建州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寻罢铸。凡铸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京师、鄂州、南安军、旧并有钱监，杭州有宝兴监，后并废之）。每千文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重五斤。惟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后，铜坑多不发，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铁钱有三监：邛州有惠民，嘉州有丰远，兴州有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废）。大钱贯重十二斤两，以准铜钱（旧皆用小铁钱，十当铜钱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张咏、西川转运使黄观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铸大铁钱，每贯用二十五斤八两成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后以铁重，多盗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钱小则者鲜利。请减景德二年之制，其见使旧钱亦令仍旧行用。”从之）。岁总铸二十一万余贯。
太祖时，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於诸州便换。其后，定外地闲慢州乃许指射。自此之后，京师用度益多，诸州钱皆输送，其转易当给以钱者，或移用他物。
先是，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而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於库，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自是复停滞。至道末，商人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
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於益州。
诸路钱岁输京师，四方繇此钱重而货轻。景初，始诏三司以江东、福建，广南岁输缗钱合三十余万易为金帛，钱流民。
凡铸铜钱，用剂八十八两得钱千，重八十两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铸大铁钱，用铁二百四十两得钱千，重百九十二两。此其大法也。有许申者，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而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诏铸於京师。然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申杂以铁，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后卒无成。
国朝钱文皆用“元宝”而冠以年号，及改号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诏学士议，因请改曰“丰济元宝”，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后，复冠以年号。
时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於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州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
於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而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者获利十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请河东铁钱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且行旧钱。
知泽州李昭遘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而北虏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尝遣鱼周询、欧阳修分察两路钱利害，至庆历末，遂命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杂议。时叶清臣复为三司使，与方平先上陕西钱议，曰：“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大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终取偿於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罹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铜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不能必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以一当二，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於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神宗熙宁四年，陕西转运使皮公弼言：“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者，乃以当三，又减作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
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后小铁钱独行於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然小铁钱凡四十万缗积在同、华二州，熙宁诏赐河东，以铁偿之。永兴路安抚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秦凤转运使熊本言：“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钱千，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耳！千钱为铁六斤，铸为钱二千，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且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何以救灾？”
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言：“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廪禄、军师乘马、征戍聘赐，凡百用度，斯焉取给，出纳大计备於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财利所入，茶、盐、酒税，岁课一千五百余万缗。太宗以是料兵阅马，平河东，讨拓跋，岁有事於契丹。真宗以是东封岱宗，西祀汾雎，南幸亳、宋，未尝闻加赋於民，而调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齿繁庶，食货滋殖。庆历以后，财利之入，乃至三倍於景德之时，而国计之费，更称不赡。
则是本末之源，盈虚之数，其疏阔不侔久矣。陛下悯时事之积弊，志在变而通之，创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数，要在经国利民，崇德而广业也。其中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百有零匹，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已是因循弊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帛，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於唐末、五代，未有输纳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文，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三千余贯。
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於四夷，内则纵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钱不可得，帛益贱。凡公私钱币之发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帛、坑冶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也；屋庐正税、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民货布之丰寡，视官钱所出之多少，官钱出少，民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
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国用日耗。又青苗、助法皆征钱，民钱荒，故方平极言之。
八年，皮公弼又请铸铁折二钱，从之。
御史周尹言：“臣去冬奉使，经由永兴、秦凤路，伏见盗铸钱不少，问其本末，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钱易得，而民盗铸者费少利倍。又访闻得所在官中积聚，约有数百万余贯，民收藏者犹不在其数。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后来减为折三，近岁又作折二，已於国家重货十损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损一分，所以不当，辄有奏请。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拣选铁钱万数不多，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仍行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三二年，未满数百万贯，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即民盗铸定亦不可止绝。臣欲望作折二铸钱，更不别行改铸，亦不须拣选，起自今后只作一文行用，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自然无复冒禁作过，岁省重辟，而农商交易获众货流通之利。且约官中所有，止就四百万贯言之，若以二为一，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致力简省，便可得用。”
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
◎铜钱逐监钱数
阜财监（西京）二十万贯。黎阳监（卫州）二十万贯。永兴军、华州、陕府钱监，各铸二十万贯，计六十万贯。垣曲监（绛州）二十六万贯。同安监（舒州）
一十万贯。神泉监（睦州）一十万贯。富民监（兴国军）二十万贯。熙宁监（衡州）二十万贯。宝泉监（鄂州）一十万贯。广宁监（江州）三十四万贯。永丰监（池州）四十四万五千贯。永平监（饶州）六十一万五千贯。丰国监（建州）二十万贯。永通监（韶州）八十万贯。阜民监（惠州）七十万贯。◎铁钱逐监钱数在城、朱阳两监（虢州）各十二万五千贯。阜民、洛南两监（商州）各十二万五千贯。威远镇（通远军）、滔山镇（岷州）两监共二十五万贯。嘉州二万五千贯。邛州七万三千二百三十四贯。兴州四万一千贯。◎铜钱一十三路行使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
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铜铁钱两路行使
陕府西路。河东路。
◎铁钱四路行使
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右元丰毕仲衍所进《中书备对》，言诸路铜、铁钱监与所铸钱数目，及行使地分详明，今录於此。盖比国初至景德中，则铜钱增九监，而所铸增三百余万贯，铁钱增六监，而所铸增六十余万贯云。哲宗元六年，申钱币阑出之禁，立铜钱出界徒流编配首从之法。言者谓，自熙宁七年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是中国货宝与四夷共用之也。户部侍郎苏辙北使还，论事宜曰：“臣切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谨按：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土皆产铁。见今陕西铸折二铁钱，万数极多，与铜钱并行，而民轻贱铁钱，铁钱十五仅能比铜钱十，而官用铁钱与铜钱等，缘此解盐钞法久远必败。河东虽有小铁钱，然数目极少，河北一路则未尝鼓铸。臣等尝闻议者谓可於三路并铸铁钱，而行使之地止於极边，诸州极边见在铜钱并以铁钱兑换，般入近里州郡，如此则虽不禁钱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户部，令遍问三路提、转、安抚司详讲利害，如无窒碍，乞早赐施行。惟河东路极边数郡，访闻每岁秋成，必假铜钱於北界人户收籴，乞令相度，若以绸绢优与折博有无不可。此计若行，为利不小。”
徽宗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左仆射蔡京奏：
“据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申，送到新铸铜钱、铁钱样，已降指挥，铜钱於岁终须管铸三十万贯，铁钱铸二百万贯。自来铸钱，张官置吏，招刺军兵，所费不少，而军兵之役最为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钱得一钱之利，盖是久失擘画。今陕西河中府等处，民私铸最多，召募私铸人，令赴官充铸钱工匠，广为营屋，许其一家之人在营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给以物料，尽其一家人力鼓铸，计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数充其工价，又可收私铸人在官，盖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欲令许天启相度，疾速准此施行，仍与旧来军工相兼鼓铸。今来所铸铜钱，除陕西、四川、河东系铁钱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诸路并准折十行用，其钱唯令陕西铁钱地分铸造，於铜钱地分行使，贵绝私铸之患，如有私铸，并以一文计小钱十科罪。又陕西铜钱至重，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今夹锡铸造，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支用，令许天启相度，依此施行。”从之。
夹锡钱始於二年，河东运判洪中孚言：“二虏以中国钱铁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三、当十铁钱。”从之。
尚书省言，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
四年，尚书省言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者多，乃诏广南、福建路更不行使当十钱，有者兑换，於别路行使，其本路别铸小平钱。以闽、广系出铜处故也。又诏荆湖、江、浙当十钱并改作当五钱。
五年，蔡京罢相，监察御史沈畸言：“古者军兴，锡赏不继，或以一当百，或以一当千，此权时之宜，岂可行於太平无事之日！自为当十之议，召祸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而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六月，诏当十钱惟京师、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於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钱，自一百至十贯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钞引法。
张商英为相，上言：“当十钱自唐以来，为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见窒碍。
盖小平钱出门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物货交易得钱者，必入中求盐钞，收买官告、度牒，而余钱又流布在街市小民，故官司内外，交相利养。自当十钱行，一夫负八十千，小车载四百千，钱既为轻赍之物，则告、牒难售，盐钞非操虚钱而得实价则难行，轻重之势然也。今欲权於内库并密院诸司，借支应干封椿金银、物帛并盐铁等，下令以当十钱盗铸为滥害法，限半年更不行用。令民尽所有於所在州军送纳，每十贯官支金银物帛四贯，文择其伪铸者送近便改铸小平钱，存其如样者。俟纳官足，十贯作三贯，文各拨还元借处，然后京城作旧钱禁施行，乃可议榷货通商钞法。”蔡绦《国史补》：“国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故事，岁铸之额日增，至庆历、元丰为最盛，铜、铁钱岁无虑三百余万贯，及元、绍圣而废弛，崇宁初则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鲁公秉政，思复旧额，以铜少终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训，子母相权之说，因作大钱，以一当十，至大观，上又为亲书钱文焉。盖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赡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致，人爱重之。
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盗铸，如东南盗铸，其私钱既锲薄，且制作粗恶，遂以猥多成弊。大观三年，鲁公既罢，朝议改为当三，当三则折阅倍焉，虽县官亦不能铸矣，而大钱遂废。初议改当三也，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在都金银铺未之知，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讪笑。”
交子天圣以来，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熙宁元年，始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二年，以河东公私共苦运铁钱劳费，诏置潞州交子务。
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则矾、盐不售，有害入中粮草之计，奏罢之。四年，复行於陕西，而罢永兴军盐钞务，文彦博言其不便，未几，竟罢其法。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九年，以措置熙河财利孙迥言：“商人买贩，牟利於官，且损钞价。”於是罢陕西交子法。
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於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是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六千三百四十缗。
崇宁元年，复行陕西交子。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自朝廷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兵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当旧者之四，故更张之。
成都漕司奏：“交子务已改为钱引务，欲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自后并更为钱引。”从之。又诏：“陕西、河东数路引直五千至七千，而成都才直二三百，豪右规利害法，转运司觉捕扇惑之人，准法以行。民贸易十千以上，令钱与引半用。”言者谓钱引杂以铜、铁钱，难较其直增损。诏令以铜、铁钱随所用分数比计，作铜钱闻奏。知威州张特奏：“钱引元价一贯，今每道止直一百文。盖必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见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从之。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钱引，崇宁行於京东西、淮南、京师诸路，惟福建、江、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福建，蔡京之乡里也，故免焉。高宗绍兴三年，刘大中宣谕江南归，言泉司官吏之费岁十三万缗，请省官属。
从之。
宋朝鼓铸，饶、池、江州、建宁府四监，岁铸铜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饶州永平监，四十六万五千；江州广宁监，二十四万；池州永丰监，三十四万五千；建宁丰国监，二十四万四百）；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衡州咸宁监，二十万；舒州同安监，十万；严州神泉监，十五万；鄂州宝泉监，十万；韶州永通监，八十三万；梧州元丰监，十八万）。
建炎兵革，州县困敝，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於虔州，并永丰监於饶州（后来只在饶州置司，赣州只系巡历），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入，不及於旧，而官吏廪稍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二年复铸十二万缗，泉司应副铜、锡六十五万余斤。
二十四年，罢铸钱司，归之漕司。二十八年，上命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铜器，告者有赏，其后得铜二百余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务外，不得添铸。二十九年，立为限制，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变转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隐寄，许人告。
按：此即唐元和所行，皆是以民钱少而不能流通，县官费重而不能广铸，故为此末策耳。
孝宗隆兴元年，诏铸当二、小平钱，如绍兴之初。自干、淳、迄嘉泰、开禧皆如之。
干道六年，并铸钱司归发运司。七年，复置。
八年，於饶、赣各置提点官。
自大中祥符及崇宁以来，钱皆精好。高宗尝谕近臣，欲尽如旧制，不较工料之费。干道八年，孝宗以新铸钱淆杂，诏提点铸钱及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户工部长贰，议罚有差。
淳熙二年，并赣州归饶州而加都大焉。
祖宗内帑岁收新钱一百五万（江、池、饶、建四监），而每年退六十万，三年一郊，又支一百万赴三司，是内帑每年才得十一万六千余缗，而左藏得九十三万三千余缗也。今岁额止十五万，而隶封椿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无焉。又自国家置市舶於浙，於闽，於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凡舶船之方发也，官必点视，及遣巡捕官监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载钱离岸，及官司之点、巡捕之送，一为虚文。於是许火内人告，以其物货之半充赏；又或以装发，则舶回日亦许告首，尽以回货充赏。沿海州军以铜钱入海船者有罚。淳熙五年五月，诏蕃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随离岸五里外依出界法。
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宗司，建州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至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钱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於是沿边皆用铁钱矣。”所以淮南旧铸铜钱，干道初，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岘，亦用铁钱，而淮西鼓铸铁钱未办。议者欲取之蜀，事既行，参政洪造以为不便，上然之，但即蜀中取十五万缗，行之庐、和而已。
六年，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铁钱。子中言舒、蕲、黄州皆产铁，合置监（舒州置同安监，蕲春置蕲春监，黄州置齐安监），且铸折二钱。诏户部支凑二十万贯为本。又诏发运司通管四监（江州、兴国军、临江军、抚州）。子中所管三监（舒、蕲、黄），每岁各认三十万贯，其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
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
光宗绍熙二年，诏帅、漕司赈粜收破缺铁钱及私钱。明年，又降度牒二百道换私铁钱。
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铜钱一准铁钱四，禁之。当时铜钱之在江北者，自干道以来，悉以铁钱收换，或以会子一贯换钱一贯省，其铜钱解赴行在及建康、镇江。沿江州军关津去处，委官检察，又於江之南北各置官库，以铜、铁钱交换。凡沿江私渡及极边径路，严禁透漏。
绍熙十五年，置利州绍熙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地多山林，宜炭铁，仍增铸十五万缗。未行，卒减铸十万。
二十二年，嘉州守臣王知远乞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
宁宗嘉定元年，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於绍兴、惠民二监岁铸共三十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时议者恐其利厚而盗铸滋多，而总所方患引直日低，虽盗铸不禁，盖欲钱轻则引重也。会子高宗绍兴元年，因婺州之屯驻，有司请椿办合用钱，而舟楫不通，钱重难致。乃诏户部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客人入中，执关赴榷货务请钱，有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於是州县以关子充籴本，未免抑配，而榷货务又止以日纳三分之一偿之，人皆嗟怨。
六年二月，诏置行在交子务。臣僚言：“朝廷措置见钱关子，有司浸失本意，改为交子，官无本钱，民何以信？”极论其不可。於是罢交子务，令榷货务桩垛见钱印造关子。
二十九年，印给公据、关子，赴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各关子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
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桩见钱，於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赴左藏库送纳。明年二月，诏会子务隶都茶场。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
三十二年十二月，诏定伪造会子之罚（犯人处斩，赏钱一千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名目者听。）日造会子，监官分押，每一万道解赴户部覆印。当时会纸取於徽、池州，续造於成都府，又造於临安府。会子初止行於两浙，后又诏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并用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去处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如之，或全用会子者听。
孝宗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置江州会子务。
干道二年，因左司谏陈言会子之敝，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两收之。
三年正月，度支郎中唐彖言：“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干道二年七月，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余万道，止干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其在民者，有九百八十万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过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余贯，尚有八百余万贯未收，大约每月收换不过六七十万。缘诸路纲运依近指挥，并要十分见钱，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是致在外会子，往往商贾低价收买，辐辏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并。”诏给降度牒及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货务，召人全以会子入纳，候出卖将尽，申取朝廷节续给降，务欲尽收会子也。六月，户部曾怀言，会子除收还外，有四百九十万贯在民，乞存留行使。十二月，以民会子有破损者，别造五百万换给。他日，又诏损会贯百钱数可照者，并作上供钱解发，巨室以低价收者坐罪。
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截凿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差户部尚书曾怀同共措置，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依左藏库推赏，其将带经过务场不得收税。蒋芾奏曰：“此月用会子收回金银，若会子稍多，又出钱银收之。”陈俊卿奏曰：“敛散抑扬，权之在上，可以无敝。”其年四月一日，兴工印造，至岁终可造一千万贯，措置收换旧会。每道收糜费钱二十足，零百半之，应旧会破损，但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内有假伪，将辩验人吏送所司，其监官取朝廷指挥。每验出一贯伪会，追究元收兑会子人，钱三贯与辩验人。如官吏用心，讫事无假伪，具姓名推赏。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换，至明年三月十日终尽绝，更不行用。
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板，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桩管。当时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其半为会子，而南库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万，流行於外者才二百万耳。
范成大《揽辔录》载：“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於河南，效中国楮币，於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钱，不用钞。钞文略曰：‘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许人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一十五文。候七年纳换别给，以七十为陌。伪造者斩，捕告者赏钱三百千。’前后有户部管当令史、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围画龙鹤有饰。”右石湖干道充泛使入金国，道汴京，有交钞所，载其所见如此。其时中国亦以币权钱，然东南之地有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而鼓铸之所亦复不一，所以常困钱币多而贱，秤提无策。而彼则惟以交钞行之河南，以中国旧钱行之河北，似反简易也。元，颖滨使辽回奏事，亦言北界别无钱币，惟用中国钱云。
光宗绍熙元年，诏第七、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矣，何以示信？”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宁宗庆元元年，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额外更增，许执奏不行。嘉定二年，臣僚言三界会子数目滋多，称提无策。诏封桩库拨金银、度牒、官诰绫纸、乳香，凑成二十万，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换旧会，品搭入纳，以旧会之二换新会之一。而称提新会最严，未免告讦肆起，根连株逮而苛政出；估籍徒流，乡井相望而重刑用；假称提而科敷抑配，酷吏得志。泉州守臣宋钧，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均降一官，崇亢、陈宓各展二年磨勘。自是，岁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籴本以楮，盐本以楮，百官之俸给以楮，军士支犒以楮，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铜钱以罕见为宝，前日桩积之本，皆绝口而不言矣。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楮弊而钱亦弊。昔也以钱重而制楮，楮实为便；今也钱乏而制楮，楮实为病。况伪造日滋，欲楮之不弊，不可得也。且国家建隆之初，赋入尚少，东征西伐，兵馈不绝於道，未尝藉楮以开国也。靖康以来，外攘夷狄，内立朝廷，左支右吾，日不遑暇，未尝藉楮以中兴也。至於绍兴末年，权以济用，至於孝宗，谋虑及此，未尝不曲尽其心焉。当时内有三宫之奉，外有岁币之费，而造楮惟恐其多，收换惟恐其不尽，而或无以示民信也。至於光、宁以来，造愈多而弊愈甚，其所幸者，恭俭节用，无土木之妖，动静有常，无锡予之泛，所以楮虽弊而有以养其原也。
川引高宗绍兴三年六月诏，四川自祖宗以来，先计引数，封桩本钱，常停重钱以权轻券，故法不弊。中印给泛料数多，即将本钱侵用，故引法日坏。况自张浚开宣府，赵开为总饷，以供籴本，以给军需，增引日多，莫能禁止。
七年二月，川陕副帅吴请置银会於河池。五月，中书省言引数已多，虑害成法。诏止之。盖祖宗时，蜀交书放两界，每界止一百二十余万。令三界通行，为三千七百八十余万，以至於绍兴末年，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又以盐酒等阴为称提。是以饷臣王之望亦请添印钱引以救目前，不得不为朝廷久远之虑。当时诏添印三百万，委之望约度，给用即止。后之望只添印一百万。
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依前指挥添印二百万。
淳熙五年闰六月，臣僚言：“蜀中钱引已增至四千五百余万，增而不已，必至於不可行，乞立定额，得增添。”从之。
光宗绍熙二年五月，诏川引展界行使。宁宗嘉泰末，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书放益多矣。开禧末年，饷臣陈咸以岁用不足，尝为小会，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於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制司乃揭榜，除收兑一千三百万引外，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自后引直五百铁钱有奇，若关外用铜钱，引直百七十钱而已。
嘉定三年春，制、总司收兑九十一界二千九百余万缗，其千二百万缗，以茶马司羡余钱及制司空名官告，总所桩管金银、度牒对凿，余以九十三界钱引收兑。
又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余万缗，以收前宣抚程松所增之数，应民输纳者，每引百帖八千。其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其金银品色官称，不无少亏，每旧引百，帖纳二十引。盖自元年、三年两收旧引，而引直遂复如故。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尝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即官用钱自买，方得无弊。
淮交绍兴末年，会子行，未有两淮、湖广之分。
干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忘费，印给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乞别给会子二十万，背印付淮南州军行使，不得越过他路。
二年六月，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於两淮州县行使，其日前旧会听对换。应入纳买卖，并以交子见钱中半。如往来不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对换循环使用。然自绍兴末年以前，铜钱禁用於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言：“莫若如旧，从民便。
铁钱已散，铜钱已收，且令兼行，以铁钱二当铜钱一，交子可以尽罢无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为武锋一军在彼。”良又奏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各条其利害。皆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又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其民交子许作见钱纳官，应在官交子日下尽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
后又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又诏江南州郡民行使淮交者从便。至嘉定十五年，增印及三百万，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其术也。
湖会孝宗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言：“襄阳、郢、复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令措置於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於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抹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从之。及印造之权既专，则印造之数日增，且总所所给止行本路，而京南水陆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乃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又拨茶引及行在会子收换焚毁。而总领所谓：“江陵、鄂州商旅辐辏之地，每年客贩官盐动以数百万缗，自来难得回货。
又湖北会子不许出界，多将会子就买茶引，回往建康、镇江等处兴贩。今既有行在会子可以通行，谁肯就买茶引？缘每年帖降引数多。若卖不行，军食必阙。”朝廷遂寝其议，乃再印给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至嘉定十四年，诏造湖广会子三十万，对换破损会。自后因仍行之。
按：钱币之权当出於上，则造钱币之司当归於一。汉时，常令民自铸钱，及武帝则专令上林三官铸之，而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输其铜三官。然钱以铜、铁、铅、锡而成，而铜、铁、铅、锡搬运重难，是以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直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冶，铸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承平时，解盐场四贯八百售一钞，请盐二百斤），而会子则止於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如颗盐钞只可行於陕西，末盐钞只可行於江淮之类），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覆，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便同见钅强，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
东莱吕氏曰：“泉布之设，乃是阜通财货之物，权财货之所由生者。考之於古，如《管子》论禹汤之币，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金，皆缘凶年，故作币救民之饥。考之《周官。司市》，凡国有凶荒，则市无征而作布。又考单穆公谏景王之说，古者天灾流行，於是量资币，权轻重，作币以救民。以《管子》与《周礼》、单穆公之论，观夏商之时所以作钱币，权一时之宜，移民通粟者，为救荒而设，本非先王财货之本虑。所以作钱币，论国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则有九年之食，以为财货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论财货，但论九年之积，初未尝论所藏者数万千缗，何故？所论农桑，衣食财货之本；钱布流通，不过权一时之宜而已。先有所谓粟，泉布之权方有所施，若是无本，虽积钅强至多，亦何补盈虚之数。所以三代以前论财赋者，皆以粟为本，所谓泉布，不过权轻重，取之於民。所以九贡、九赋用钱币为赋甚少，所谓俸禄亦是颁田制禄，君、卿、大夫不过以采地为多寡，亦未尝以钱布为禄。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为末作，盖缘钱之用少。如制禄既以田，不以钱，制赋又自以粟布帛，其用钱甚少，所以钱之权轻，惟凶年饥荒所以作币。先儒谓金铜无凶年，权时作此，以通有无，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论布泉者甚少。
到得汉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职之高下，所谓万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粟制禄。不过口、算，每人所纳，百余年尚未以钱布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时国用不足，立告缗之法，以括责天下，自此古意渐失，钱币方重。
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粟为本，以泉布为权，常不使权胜本，所以当时地利既尽，浮游末作之徒少。后世此制坏，以匹夫之家藏钅强千万，与公上争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后世贡禹之徒欲全废此，惟以帛为本，此又是见害惩艾，矫枉过直之论。大抵天下之事，所谓经权本末，常相为用，权不可胜经，末不可胜本，若徒见一时游手末作之弊，欲尽废之，如此则得其一，不知其二。后世如魏文帝时天下尽不用钱，贡禹之论略已施行，遂有湿薄绢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为无用，其意本要重帛，反以轻帛。天下惟得中平论最难，方其重之太过，一切尽用，及其废之太过，一切尽不用，二者皆不得中。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汉至隋，其泉布更易虽不可知，要知五铢之钱最为得中。自汉至隋，屡更屡易，惟五铢之法终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时初铸‘开元钱’最得其中，自唐至五代，惟‘开元’之法终不可易。论者盖无不以此为当。以此知数千载前有五铢，后有‘开元’最可用。何故？论太重，有所谓直百、当千之钱；论太轻，则有所谓榆荚、三铢之钱。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铢、‘开元’铢两之多寡，鼓铸之精密，相望不可易。本朝初用开元为法，其钱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张齐贤为江南转运，务欲多铸钱，自此变‘开元’钱法，钱虽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张齐贤未变之前，所谓‘太平钱’尚自可见，齐贤既变法之后，钱虽多，然甚薄恶不可用。
当时务要得多，不思大体。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
南齐孔ダ论铸钱不可以惜铜爱工，若不惜铜，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齐孔ダ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或者自缘钱薄恶后，论者纷纷，或是立法以禁恶钱，或是以钱为国赋，条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若是上之人不惜铜爱工，使奸民无利，乃是国家之大利。泉布之法，总而论之，如周、如秦、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其规或可以为式，此是钱之正。若一时之所铸，如刘备铸大钱以足军市之财，第五琦铸‘干元钱’，此是钱之权也。如汉武帝以鹿皮为币，王莽以龟贝为币，此是钱之蠹也。或见财货之多，欲得废钱；或见财货之少，欲得鼓铸。皆一时矫枉之论，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权一时之宜，如寇之在蜀创置交子，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於蜀，则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於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为，之於官，所以可行。铁钱不便，交子即便。今则铜钱稍轻，行旅非不可挟持，欲行楮币，铜钱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议者欲以楮币公行，参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经久之制。今日之所以为楮券，又欲为铁钱，其原在於钱少，或稍为铜器，或边鄙渗漏，或藏於富室。今则所论利害甚悉。财利之用，在於贸易，孔ダ之论，宜不惜铜爱工，不计多寡，此最的当推本之论。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於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尽，帛有余，山泽之藏咸得其利，钱虽少不过钱重。钱虽重，彼此相权，国家之利，亦孔ダ之论。要当寻古义，识经权，然后可也。”
水心叶氏曰：“钱之利害有数说。古者因物，权之以钱；后世因钱，权之以物。钱币之所起，起於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然三代之世，用钱至少，自秦、汉以后浸多，至於今日，非钱不行。三代以前，所以钱极少者，当时民有常业，一家之用，自米、布帛、蔬菜、鱼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止是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物，然后赖钱币之用。如李悝平籴法，计民一岁用钱只一千以上，是时已为多矣，盖三代时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粟则布帛，与夫民之所自致者，皆无待於金钱，而民安本著业，金钱亦为无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数，以岁计之，亦是临时立法，制其多少。后世不然，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布帛则有丈尺之数，粟有斛斗之数，其他凡世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输贡、州县委藏、商贾贸易，皆主於钱，故后世用钱百倍於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后世不得不多。何者？三代各断其国以自治，一国之物自足以供一国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亦不至费心力以营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穷力远须，故《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老子》曰：‘致治之极，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无所用钱如此，安得不少！后世天下既为一国，虽有州县异名，而无秦、越不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於四方？则商贾往来，南北互致，又多於前世，金钱安得不多？古者以玉为服饰，以龟为宝，以金银为币，钱只处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赐予，则是金尽用黄金。既以玉为服饰，玉是质重之物，以之为饰，过於金、珠远矣。汉世犹用金银为币，宣、元以后，金币始尽。王莽欲复古制，分三等币，后不复行。至东汉以后，黄金最少，又缘佛、老之教盛行，费为土木之饰，故金银不复为币，反皆以为器用服玩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饰用金银，故币始专用钱，所以后世钱多。此数者，皆钱之所由多。用钱既多，制度不一，轻重、大小、厚薄皆随时变易，至唐以‘开元钱’为准，始得轻重之中。古钱极轻，今三代钱已无，如汉五铢、半两，其在者尤轻薄不可用。盖古者以钱为下币，为其轻易，后世以钱为重币，则五铢、半两之类宜不可用。然大重则不可行，所以‘开元’为轻重之中。
唐铸此钱，漫衍天下，至今犹多有之，然唐世无钱尤甚。宋朝则无时不鼓铸，以‘开元钱’为准，如太平、天禧钱又过於‘开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钱’最好，自熙宁以后不甚佳。国初惟要钱好，不计工费，后世惟欲其富，往往减工缩费，所以钱稍恶，若干道、绍兴钱又不及熙丰远矣。然而唐世所以恶钱多，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铸。要之利权当归於上，岂可与民共之？如刘秩之论与贾谊相似，当汉文帝欲以恭俭致平，谓天下无用钱处，故不复收其权柄，使吴、邓钱得布天下，吴王用之，卒乱东南。唐以开元、天宝以后，天下苦於用兵，朝廷急於兴利，一向务多钱以济急，如茶、酒、盐、铁等末利既兴，故自肃、代以来，渐渐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钱於民。上下相征，则虽私家用度，亦非钱不行，天下之物隐没不见，而通行於世者惟钱耳！夫古今之变，世数之易，物之轻重，货之贵贱，其迭往迭来，不可逆知，然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於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於外以待之。不知钱以通行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然自古今之弊相续至於今日，事极则变，物变则反，必须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当如何变得。其决不可易者，废交子，然后可使所藏之钱复出。若夫富强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其变通之道，非圣人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