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征榷考六
作者：○杂征敛（山泽津渡）
《周官》：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远郊以。外所敛野之赋，谓野之园圃、山泽之赋也。凡疏材，草木有实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载师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疏：漆林特重者，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汉高祖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汤沐邑，各自为奉养，不领於天下之经费（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不入国朝之仓库也）。
文帝后六年，弛山泽。
章氏曰：“汉之山泽、园池之税，本以给供养而少府掌之。其后，仿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谓山林、苑池之税，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犹有江海陂池属少府者，而海丞（主海税）、果丞（主果实。二者皆少府属官）犹掌之於少府之下，则亦不尽属之也。惟文帝时赵弛其赋，而后世犹有增益其税而故为六之令，其增损行废固有时邪？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
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贯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隐度也，各隐度其财物多少，而为名簿送之於官也），率缗钱二十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以手力所作而卖之者），率缗钱四十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比，例也。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皆令出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商贾人有轺车，使多出一算，重其赋），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於是告缗钱纵矣（纵，放也，放令告言）。杨可告缗遍天下（如淳曰：
“告缗令杨可所告言也。”师古曰：“此说非也。杨可据令而发动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民俞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东莱吕氏曰：“卜式为小忠而不知大体者也，其愿输家业半助边，丞相弘以为此非人情，不轨之臣。然罢报之后，此助县官之心终不衰，则非矫饰也。惜其未尝讲学，故区区以输财为忠。是时，富豪皆争匿财，惟式独欲助费，事势相激，故武帝宠式者日厚，嫉富豪者日深。中家以上大率破，虽假手於桑弘羊辈，苟无式以形之，未必如是之酷也。”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边县（得畜牧於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边有官马，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十母马还一驹，以给用度，得充实秦中人，故除告缗之令也）。
先公曰：“按：古缗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敛，正为征伐计也，得马息遂不告缗，此汉之所以犹愈於秦也。尝观文帝时，才令民实粟塞下，便可以减田租；武帝时，才令边民畜马取息，便可除告缗，盖一事辄有一事之益。后世厉民之政，一行则与国俱弊，无可哀救，虽复县官百方措置，徒为烦扰，而於民无分毫之益，可叹也夫”
宣帝五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与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寿昌习於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未足任，宜如故。”上不听。
元帝元凤元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武帝时，租及六畜）。
王莽初，设六之令，诸采取名山泽众物者税之。
王莽末，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给，数横赋敛。又一切税吏民，赀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师古曰：“保者，不许其死伤。”），吏尽复以予民（转令百姓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后汉和帝永元五年，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圃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九月，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
九年，诏：“山林饶利，陂池鱼采，以赡元元，勿取假税。”□十二年、十五年俱有此令，不复录。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尚书仆射虞诩上疏：“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取受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走卒，五百之类，行鞭杖者。此言钱者，令其出资钱，不役身也），司空劾按，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令宜遵前典，蠲除权制。”於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
灵帝令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令郡国贡献先输中府，名为“道行费”（盖正贡外别有所献也。详见《国用门》）。晋自渡江以来，至於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详见《商税门》）。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师南侵，军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献私财数千万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借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
宋孝武帝大明初，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气（许气反）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领而占，贫弱者薪樵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理之深弊。请损益旧条，更申常制。”有司检壬辰诏书：“擅占山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恒气炉（力居反）种竹木、杂果为林仍，及陂湖江海鱼梁鳅场（七由反。即移反），常加工修作者，并不追旧。各以官品占山（见《官品》、《占田门》），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论。除晋壬辰之科。”从之。
齐武帝即位，诏免逋城钱，自今以后，申明旧制。初，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宋太始初，军役大兴，受官者万计，兵戎机急，事有未遑，自是，令仆以下并不输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胜计，文符督切，所在扰乱，至是除荡，百姓悦焉。
齐武帝时，王敬则为东扬州刺史（今会稽郡），以会稽边带湖海，人无士庶，皆保塘陂，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详敛为钱，以送台库，帝纳之。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会稽，粗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计直，人自为用。若甲分毁坏，则年一修改；乙限坚牢，则终岁无役。今乃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致令塘路崩芜，湖源泄散，害人损政，实此为剧。建元初，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质卖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寻蒙蠲原。而此等租课，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扰人，实自弊国。愚谓课塘丁一条，宜还复旧。”
唐高宗龙朔三年，减百官一月俸，赋雍、同等十五州民钱作蓬莱宫。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赀畜，什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背叛，国用不给，陈京请借富商钱。度支杜佑以为军费才支数月，幸得商钱五百万缗，可支半岁。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佑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者，家若被盗。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才得八十万缗。又取僦匮纳质钱及粟麦粜於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遮邀宰相哭诉。乃以钱不及百缗，粟米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获才二百万缗。
时军用不给，乃税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为，上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家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杖六十，告者赏钱五万。除陌法者，公私给与及买卖，每缗官留五十钱（旧算三十，今加为五十）；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日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犯人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ゥ满天下。
旧制，诸道军出境，则仰给度支。时讨贼兵在外者众，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常赋不能给，赵赞乃奏行二法，愁怨之声，盈於远近。及泾原兵反，大呼长安市中曰：“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架、除陌矣。”於是架、除陌、竹、木、茶、漆、铁之税皆罢。
致堂胡氏曰：“当是时，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余，户税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而籍兵七十六万七千余人，是税户四、斛三而养一兵，他用不预焉。
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饱，量入以为出，国非其国矣。”
今按：德宗之横敛，诿曰军兴乏用也。然琼林、大盈之积，特不过假军兴之名，而厚赋以实私藏。是以饷赐稍不如意，反使泾原骄横之卒，得藉口以为作乱之阶。然则平时刻剥生民而姑息军卒，竟何益哉！
唐贞观初，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赐而已。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十二年，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阁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十五年，复置公廨本钱，以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於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受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京七十余司，更一二载，捉钱令史六百余人受职。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给京官职田。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藉百姓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随月收利，将供官人料钱，并取情愿自捉，不得令州县牵挽。
干元元年，敕长安、万年两县各备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和顾。
时祠祭及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二县置本钱，配纳质积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尝有殴人破首，诣闲厩使纳利钱，受牒货罪。御史中丞柳公绰奏诸司捉钱户，府县得捕役，给牒者毁之。自是，不得钱者不纳利矣。
宝应元年敕：“诸色本钱，比来将放与人，或府县自取，及贫人将捉，非唯积利不纳，亦且兼本破除。今请一切不得与官人及穷百姓并贫典吏，拣择当处殷富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转回易，仍放其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人家。”贞元元年敕：“自今后应征息利本钱，除主保逃亡转征邻近者放免，余并准旧征收。其所欠钱，仍任各取当司阙官职田，量事粜货，充填本数。”
元和二年，宰臣上言：“圣政惟新，事必归本，疏理五坊户色役，令府县收，万人欣喜，恩出望外。臣等辄革旧弊，率先有司，其两省纳课陪厨户及捉钱人，总一百二十四人，望令归府县色役。”从之。
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崔从奏：“捉钱人等比缘皆以私钱添杂官本，所防耗折，裨补官利。吏近日访闻商贩富人投身要司，依官本，广求私利，可征索者自充家业，成逋欠者证是官钱，非理逼迫，为弊非一。今请许捉钱户添放私本，不得过官本钱，勘责有剩，并请没官。”
十四年，御史中丞萧俯奏：“诸司、诸军、诸使公廨诸色本利钱等，伏缘臣当司及秘书省等三十二司利钱，准赦文，至十倍者，本利并放，展转摊保；至五倍者，本利并放。缘前件诸司、诸使、诸军利钱，节文并不该及，其中有纳利百姓，见臣称诉纳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处分，求臣上达天听。伏以南北诸司事体无异，纳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泽均及，则雨露无偏，乞特赐准赦放免。”会昌元年正月赦节文：“每有过客衣冠，皆求应接行李，苟不供给，必致怨尤。刺史、县令但取虚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户，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为甚。宜为本道观察使条流，量县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钱，逐月收利。或前观察使前任台省官不乘馆驿者，许量事供给，其钱便以留州留使钱充，每至季终申观察使。如妄破官钱，依前科配，并同入己赃论，仍委出使御史纠察以闻。”
按：捉钱之事，惟唐有之。盖以供诸司公用之费。虽曰官出本钱，令其营运纳息，非凿空之横敛，及其久也，民利非假官之势，则不请本钱，白纳利息；官利於取民之财，则所征利息数倍本钱，而其为无艺甚矣。故述其事，附之杂征敛之后。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除沧、德、棣、淄、齐、郓干渡三十九处所算钱，或水涨，听民置渡，勿收其算。
五代时，有津渡之算，水或枯涸，改置桥梁，有司犹责主者备偿，至是诏除。
此后诸州有类是者，多因恩宥蠲除。陈州私置蔡河琐，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有所载，倍其征，太平兴国中诏除之。
建隆二年，诏：“自今宰相、枢密使、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节度使，依故事纳礼钱，宰相、枢密使三百千，藩镇五百千，充中书门下公用，仍於中书刻石记授。上年月已经纳者，后虽转官，不再更纳。旧相复入者，纳如其数。”时中书门下言“唐制，凡视事於中书者，纳礼钱三千缗，近颇隳废，乞举行之”故也。
按：朝廷视官制禄，所以养贤。官莫崇於相，则禄赐宜优於百僚，今於上日反征其钱，以充公用，可乎？今考《五代会要》，后唐天成元年，门下、中书两省状：“准旧例，检校官合纳光省礼钱。近降敕命，除翊卫勋庸、藩垣将佐外，其余不带平章事节度使，及防御、团练、刺史、诸道副使、郎中以下，并三司职掌盐院官、县令、录事参军、判司等，凡关此例，并可征收。伏缘省司旧例，别无钱物，祗征礼钱，以充公廨破使。遭值离乱，致失规绳，乞依元行依例征理，自防御、团练、刺史至诸道将校、押衙，各纳钱有差。”则为例已久，且不止於使相而已。又考是年十二月中书奏：“准故事，应诸道藩镇带平章事处，各纳礼钱五百千，充中书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内铺陈什物。”敕从之。则纳此钱者，似是唐末以来，方镇据土地，修贡献，求为使相之人，恐非盛唐之制。然观建隆之诏，则在庙堂为相者皆纳矣。又考梁开平五年敕：“食人之食者忧人之事，况丞相位尊，参决大政，而堂封未给，且无餐钱，朕甚愧之。宜令日食万钱之半。”则当时为相者，俸廪尚无之，况修公署置什物乎！此所以反有无艺之横取也。
又按：所谓修公署、备什物之类，唐时有诸司捉钱户，捉官本钱，营运纳息，以供此费。至五代之时，则不复有之，而令居职者履任之初，自出此钱。国初承五代之法，遂亦有之，故并附於捉钱之后。
太宗淳化元年，诏：“诸处鱼池，旧皆省司管系，与民争利，非朕素怀。自今应池塘河湖鱼鸭之类，任民采取，如经市货卖，乃收税。”
先时，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当僭伪之时，应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鱼之处，皆纳官钱，或令人户占卖输课，或官遣吏主持。帝闻其弊，诏除之。又有橘园、水、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伪国旧制而未除，前后累诏废省。
开宝三年，令买扑坊务者收抵当。
止斋陈氏曰：“买扑始见此，至淳化中而买扑酬奖之法次第举矣。买扑之利归於大户，酬奖之利归於役人，州县坐取其赢以佐经费，以其剩数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宁悉罢买扑酬奖之法，官自召买，实封投状，著价最高者得之，而旧章举废矣。”
神宗元丰二年，导洛通汴司言：“纲船为商人附载，有留阻之弊。今洛水入汴无湍驶，请置堆垛场於泗州，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稍输船算。”从之。□三年，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
元丰二年，三司言：“人户买扑官监，及非新酬衙前场务所增收钱，并合入三司帐。而司农寺以谓官监、务外，皆是新法拘收钱，不当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岁入百万缗，於市易务封椿，若失此钱，恐不能继。”争辩久之，乃从司农之请。
七年，府界、诸路坊场钱岁收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帛九十七万六千六百石、疋有奇。
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司农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收取净利。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判应天府张方平言：“管下五十余祠，百姓尽已承买。阏伯主祀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承；微子开国於宋，亦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今既许承买，小人以利为事，必於其营为招聚，纷杂亵。岁收甚微，实损大体。欲乞不卖此三庙，以称国家严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明年二月，中丞邓润甫言：“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皆合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缘此，唐之诸陵悉见芟刈，闻昭陵已翦伐无遗。乞下所属依旧禁止。”诏从之。
哲宗元元年，侍御史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毋得增价。新法乃使实封八状，唯利价高，有旧才百缗而益及千缗者，其后类多败阙。
请罢实封之法，令诸路转运、提举司会新旧之数，酌取其中，立为永额，召人承买。”其后，详定役法所度之事，请下之诸州，若累界有增，以次高一界为额；增亏不常，以酌中为额。或前次所负及五分，县以闻州，州与漕司次第保上之，仍立界满承买抵当之制，余皆如旧法。从之。
五年，户部郎中高言：“场务败阙者请止损净息，其省额如故。”从之。
又诏：“无人承买者许自陈，损其钱数，明谕以召人，愿增价者听。若不售，则更减之，减及八分而不售者，提刑司审核，权停闭。”
徽宗自崇宁来，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州县创增锁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等钱，水磨钱、侵街房廊钱、庙图钱、淘沙金钱，不得而尽记也。大观三年，臣僚言：“比岁诸郡求以坊场增给公帑，不啻二十余万缗，且虑朝廷封桩，浸为厨传之费。请考元丰旧制，详议行之。”诏令户部以所用封桩及坊场钱数申尚书省。
按：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今考其明言酒务者入《榷酤门》，明言货税者八《征商门》，而泛言坊场者，则以附杂征榷之后。
牙契 税契始於东晋，历代相承，史文简略，不能尽考。宋太祖开宝二年，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
止斋陈氏曰：“元降指挥，应典卖物会问邻至，有不愿，即书之於帐，听即两月批印，违者依漏税法。所以防奸伪，省狱讼，非私之也。庆历四年十一月，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之条，至政和无所增。宣和四年，发运使、经制两浙江东路陈亨伯奏，乞淮、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贯增收二十文，充经制移用通旧收钱不得过一百省。绍兴五年三月敕：“每贯勘得产人合同钱一十文，入总制名起发。”干道七年，户部尚书曾怀奏：“人户交易一十贯内正钱一贯，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有三百二十五文，欲存留一半，余入总制钱帐，另项起发。”至是，牙契今为州县利源矣。
神宗元丰时，令民有交易则官为之据，因收其息。
徽宗崇宁三年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外，量收息钱，助瞻学用，其收息不得过一倍。”
大观二年，以出卖钞旁息钱事涉苛细，罢之。
政和中，应奉事起，乃复行。
宣和五年，诏：“诸路所收钞旁定帖钱，除两浙路隶应奉外，余路并逐州委通判拘收，与发运司充籴本。”
高宗建炎元年赦：“应今日以前典卖田宅、马牛之类，违限印契合纳倍税者，限百日，许自陈蠲免。”
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靖康时尝罢之），命诸路提刑司掌之，无得擅用。
绍兴二年，右朝奉郎姚氵允言：“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书业人，许诣所属陈理，本县下邻保证实，给户帖。”从之。
五年，诏诸路勘合钱每贯收十文足（即钞旁定帖钱）。
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竞产而执出白契者，毋得行用。从两浙运副吴革请也。
革言：“在法，田宅契书县以厚契印造，遇人户有典卖，纳纸墨本钱买契书填。缘县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卖，致有论诉。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号印造，每月给付诸县，遇民买契，当官给付。”
冬十一月，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自行开其所管地宅田亩架之数而输其直，仍立式行下。”时诸路大军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调度不继，故有是诏。既而中书言恐骚扰稽缓，乃立定价钱，应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一等足计纲赴行在，即旱伤及四分以上，权住听旨。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缙言，诏州县止以簿籍见在数目出给户帖，务要简便不扰，如容纵乞取，重於法，令刑狱使者察之。时州县追呼颇扰，乃命通判职官遍诣诸邑，面付人户，其两浙下户展限二月。内诸路簿籍不存者，计先纳价钱，俟造簿毕日给帖。二十六年，户部言：“印契违日限者，罪之而没其产，太重难行，徒长告讦。
欲并依绍兴法旧限六十日投税，再限六十日赍钱请契。”从之。
二十七年，诏：“人户买卖耕牛，并免投纳契税。”
孝宗干道七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十贯，纳正税钱一贯，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余一半入总制钱帐，如敢隐漏，依上供钱法。人户违限不纳，或於契内减落价贯，规免税钱，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将物业半给赏，半没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县过数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宪。”从之。臣僚言：“乞诏有司，应民交易并令先次过割，而后税契。凡进产之家，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点对批凿。如不先经过割，不许投税。”诏：“赦令所参照见行指挥，修立成法。”
八年，诏：“今后遇赦，删去税契违限许免倍自首一节。监司、州郡无得自擅免倍税契，违者坐之。”
言者谓今之置产者，未尝以税契为意，盖起於赦恩许其免纳而自首，况监司、州郡不候朝旨，免倍税契，所收钱不复分隶窠名，一切以资妄用，故有此令。
淳熙六年，敕令所进呈《重修淳熙法》，上亲笔圈记人户内驴、驼、马、船契书收税，谕辅臣曰：“凡有此条，并令删去，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言。”
七年，臣僚言：“民典卖田产，必使之请官契，输税钱，其意不徒利也，虑高赀之家兼并日增，下户日益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县以人户物力科配，空给印纸，名为预借契钱，殊失法意。”诏禁止之。
宁宗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县交易，印契所以省词讼，清税赋，而投报输直，亦有助於财计。今但立草契，请印纸粘接其后，不经官投报者，不知其几也。印契具文，过割可废，有交易已毕，迁徙他郡，二税茫无所归，州县徒费追扰，至於改换等色、减退亩步者，不知其几也。乞申严成法。”从之。
经、总制钱 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废於靖康，建炎复之。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盖南渡以来，养兵耗财为伙，不敢一旦暴敛於民，而展转取积於细微之，以助军费，初非强民而加赋也。建炎二年冬，上在维扬，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於是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收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於细而积之甚众，求之於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钱出於兼并之家，无伤於下户；增收卖酒钱合於人情，而无害於民；官吏俸给除头子钱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继遽罢。欲望博延群议，更加讨论。
乃亨伯为河北转运使，又行於京东西、河北路，昨来河北、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於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岁入无虑数百万计。况边事未宁，苟不知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暴敛於仓卒，曷若取积於细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如纳免行钱、减罢曹官役人钱、钞旁定帖钱、院虞候充狱子重禄钱、牛畜等契息钱、契白纸钱），以权添酒钱、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五项，令东西八路州军（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命各路宪臣领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终起发。绍兴五年闰二月，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乞以总制司为名，而总制钱自此始矣。四月，臣僚言：“赋入之利，莫大於杂税。茶盐出纳之，每贯增头子钱五文，岁入不少。”而财用司言：“茶盐已复钞价，其头子钱难以增添，而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依节次指挥，每贯共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余一十三文并充本路州县并漕司支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於每贯见收头子钱上，量行增添，共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旧来合得一十三文省外，余尽并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补助军需。”尚书省又言：“耆、户长雇钱并抵当库椿四分息钱、转运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及赦限内典卖牛畜等印契税钱、进献纳贴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并令诸路州县桩管，应办军期。”而总制司又言：“人户税赋畸零，如析居异财，绢绵零至一寸一钱者，亦收一尺、一两，米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类，并与折纳。至於二广、福建、江东西路免役一分宽剩钱，若无灾伤减阁，并令发付行在，及两浙西路役人雇钱，除岁用外，应副外大军支用。”八月，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例每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合依诸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费外，余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一项窠名起发。”十一月，尚书省言：“经总制钱，监司州郡或以军期应办为名，辄行借兑拘截取拨者。乞依诸路州军通判已得指挥施行（州县辄将经制钱擅行应副兑借拘截取拨，辄有侵支互用者，内所委官所当职及取拨官，并先降两官放罢，人吏徒二年，各不以去官赦降原减）。”绍兴十六年，户部侍郎李朝正言：“诸路每岁所取经、总制钱，委本路提刑并检法、办官点磨拘催，岁终欲通行殿最。”
增及一分以上，减三季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赏。有差亏一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罚有差。
二十六年，礼部侍郎贺允中言：“比年经、总制钱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数立额，其当职官既诱以厚赏，又驱以严责，额一不登，每至横敛，民受其弊。望诏有司立岁额。”既而仓部郎中黄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稍高年分，或少损其数，诏从之。三十一年，诏诸路州军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经、总制钱特与除放，其二十八年以后欠数，令提刑司督责补发。孝宗干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每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仍将所增钱别项发纳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公家出纳经、总制钱，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光宗登极，从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路经总制钱共十七万一千缗。
嘉泰初，除四川外，东南诸州额理经制钱七百八十余万（四川九十万缗）。
月椿钱 始於绍兴二年也。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应办。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钱不肯取拨，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给十之二三（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净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椿不封椿、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州县横敛，铢积丝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后月之期已逼，江东、西之害尤甚。七年，户部员外郎霍蠡言：“愿诏诸路守臣条具所桩实有窠名几何，临时措画者若为而办。”八年，侍郎士畏及参政李光皆言月桩之害，上感动，每谕宰臣：“若得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九年正月复河南州军赦，务与民休息，令转运司具逐州见认月桩钱数申朝廷，据实科拨。二月，诏以州县大小所入财赋，欲斟量当，易於椿办。其日后殿进呈，各有窠名，但多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上曰：“若所拨科名钱不足，从朝廷给降应副，不得一毫及民。”绍兴十七年，减江东、西月椿钱一十二万七千缗有奇。光宗登极，用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浙诸郡月椿钱一十六万五千缗有奇。江、浙转运赵汝愚上言：“臣伏自到任以来，不住询访民利害，及今来巡历所至，有可以宽裕民利者。本司已随事斟酌轻重，次第罢行，独有诸县措置月椿钱物，其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臣试举其大者，则有曰麴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臣尝询究，盖已累经朝廷指挥及前后监司约束往罢矣。大抵类能力制於一时，而不能保无於后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则右逸矣。至诘其所从出入，则首以月椿无科名，循例措置为辞。甚者奸赃之吏，又并缘掊克，以济其私，预於簿书之，阴为抵谰之计。有司熟视，不可稽考，其设有能自植立，整齐纪纲者，则往往窘於调度，拘率牵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数者，挟持官吏，以渔猎细民。流弊万端，不可殚述，其原则始於月椿太重而已。臣不胜愤懑，因尽考诸县月椿出纳之数，及其初科降之目，与夫先后因革之制观之。其始缘江、淮用兵，供亿数万，朝廷深恐一时乏事，遂令本路计月椿办大军钱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时降到旁通式内，犹许先取无额经制钱；不足，方取上供钱；又不足，则取诸司封椿钱。其后又增置赡军七分酒息钱，其余不以有无拘碍钱物，皆许移用，甚至急阙，则朝廷亦时支降茶引、度牒之类以济之。是时兵火之初，所在皆有余积，公私未告病也。今诸司封椿固不得用，而无额经制钱州县皆有定额，不尽分隶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钱及七分酒息钱二种而已，其余盖尽以取足於州县也。况夫比年以来，州县用度日广，财赋日蹙，所以予之者岁益加少（谓如州县科拨二税与州县赡用之类），而取之者岁益加多（谓如增收头子钱、勘合钱、闰月坊场钱之类），非作法以取诸民，则何以哉！臣尝略计本路月椿之数，每岁为缗钱七十万，而格外所入者半之，虽其亦有傅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敛，什尝三四也。今朝廷纵未能大有蠲除，以尽扫宿弊，臣谓宜令有司择其最重者稍赈恤之。”
板帐钱 亦军兴后所创。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两浙运判耿秉言：“二浙近在日边，疾苦易於上闻，固宜州县之，雍容为政。今百里之寄，铨曹见缺，至无人愿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盖今县邑之所苦者，不过板帐钱额太重耳！额重而收趁不及，计无所出，则非法妄取。以纳斛斗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到盗贼，不还失主；检校财产，不及其卑幼。亡僧、绝户，不候实而拘籍入官；逃产、废田，不与销豁而逼勒填纳。远债之难索者，豪民献於官，则追催甚於正税；私纳之为罚者，仇家讼於县，则监纳过於赃钱。赊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长。检税不止於商旅，而苛细及於盘合，奁具。今年之税赋已足，而预借於明年；田产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纳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无非违法。州郡利其能办财赋，佯若不闻，一且告发，则邑宰坐罪而去，后人继之未免循复前例。盖其太重之额既不减，则亦别无他策尔！
且是法创立，经隔已数十年，物价有低昂，户口有息耗，安可不随时而加损？乞令臣与诸郡从长斟酌，将合减之数开具闻奏，去其太甚而立为中制，庶几仰副圣天子惠养斯民之意。”从之。於是镇江府丹阳、金坛两县一岁通减钱二千八百四十四贯有奇，平江府常熟县每年与减一万贯，昆山、吴江县每年合与减发三千贯。
自此诸路有陈情，亦优减不一矣。
叶应诏条奏曰：“何谓一曰经总制钱之患？昔李宪经始熙河，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其后童贯继之，亦曰经制，盖其所措画，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谓经制也。方腊既平，东西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用诸路财计，其时所在艰窘，无以救急，故减役钱，除头子，卖糖酵，以相补足。
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括民财以数百万计，已散者视若泥沙，未用者弃之沟壑。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於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於州县之余，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号为士人，而其言如此，盖办目前者不暇及远，亦无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万而已。其后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后，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师，悉用取给。而孟庾以职事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长、壮丁雇钱始行起发，役法由此大坏。二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属官倦於催发。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秤头、息、油单、压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宽剩；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至於后也，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糜费。故酒之为胜也，几至於二百；头子之去贯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贯计者至於千七百万。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於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於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椿，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学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叹息而不能拯；今之新进后出者，有智者惊，有勇者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臣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汤、水磨、堆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钞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以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以来号为名相如赵、张者皆安焉，又以遗后人。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弃余琐屑之以为国用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故总制钱不除，一则人才日衰，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陛下诚有意加惠天下，以图兴复，以报仇怨，拔才养民，以振国用，在一出令而已。”
又曰：“何谓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当其风俗之成，名节之厉，犹知利之不当言，财之不当取，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而犹未甚离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余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於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县则以板帐、月椿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则以经、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监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今也推是术以往，风流日散，名节日坏，求还祖宗盛时，岂复可得！
是则人才日衰者，经、总制钱使之也。何谓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说，必曰‘经、总制钱者，朝廷所以取州县之弃余，而板帐、月椿，各自以力趁办，其於民固未尝明加之赋敛也，赢缩多少，惟人而已’，臣请以事验之，知州去民尚远，而知县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帐，多者至万缗，少者犹不下数千缗。昔之所谓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数爪牙吏，百计罔民，日月消削。盖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今之所谓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与县官抗衡，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若夫齐民中产，衣食仅足，昔可以耕织自营者，今皆转徙为盗贼饿死矣。若经、总制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谓国用日乏？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昔三代及汉、唐不能进焉，所以裕国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骤为孤注，与不博而丐其赢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为国有大计，自始至末，必有品节条章，岂有左右望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又从而刻削其头子，卖酒取数倍之息，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使国不贫，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经、总制钱不除，则取之虽多，敛之虽急，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今欲变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额之半，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然后令州县无敢为板帐、月椿以困民，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使稍修牧养之政。其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后议茶盐而宽减之。若此，则人财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财与兵相为变通，则兵数少而兵政举，若此则国用不乏矣。陛下岂有爱於多财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举而天下定，王业之所由始也。”
右经总制、月椿、板帐等钱所取，最为无名。虽曰责办州县，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尝论其事，以为“自户部四折而至於县，如转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势穷矣。县何所取之，不过巧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议者必且以为朝廷督责官吏补发，非有与於民也，此又与掩耳盗钟之见无异，盖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说以诖误朝听耳。”此至当之论。昔太史公论桑弘羊之善理财，以为民不加赋而上用足，而司马温公谓其不过设法阴夺民利。然弘羊所谓理财，若盐铁，则取之山泽也；若酒酤，均输、舟车之算，则取之商贾逐利者也。盖山海天地之藏，而商贾坐笼不赀之利，稍夺之以助县官经费，而不致尽倚办於农田之租赋，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则弘羊所为，亦理财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后世则若茶盐，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税，官既各有名额以取之，未尝有遗利在民矣，而复别立窠名，以为取办州县，所敛不及民，将以谁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虽蔡京、吴居厚之徒亦羞为之者是也。盖宋承唐之法，天下财赋除其供辇送京师之外，余者并留之州郡。至於坊场、坑冶、酒税、商税，则兴废增亏不常，是以未尝立为定额。其留州郡者，军资库、公使库、系省钱物，长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来，虽屡有拘辖此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宽大，未尝究竟到底。
熙、丰以后，驱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项钱物，则州郡所入，亦复不少。过江以来，军屯日盛，国用大困，遂立经、总制等窠名以取之，虽曰增征商之羡余，减出纳之贯陌，而亦所以收州县之遗利也，然倥亻之际，不暇审订，故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而额之重者不可复轻，督迫之余，州县遂至别立苛横之法，取之於民。绍兴讲和以后，至干、淳之时，诸贤论之屡矣，如赵丞相所奏，及水心应诏所言，最为详明。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则亦未免书生之论。盖经、总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绍兴，而彼何如时也？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则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隆兴再讲和好之后，国势稍张，敌患亦息。虽曰诘戎兵、讨军实，不当废弛，然文物礼乐既已粲然承平之旧矣，则无名之征、权宜之法，岂不可讲求而蠲削之？议者必曰钱数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著，未易尽捐。然酒价、牙契之利可以增羡，则当於坊场要闹之地、人物殷实之处而明增之，不当例立此法，而使州县之凋弊无措者，不免别赋於民以取足也。官员请俸之给可以克除，则当视其员之太者、俸之太优者而明减之，不当留头钱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不免有曰惠而实不至之讥也。州郡椿留之财赋可以收取，则当择其郡计之优厚者，於留州钱内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则不复责取。如此考明白之后，则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牙契钱增羡几何，某郡增解户部上供钱几何，诸州减除官俸钱几何，按期申解而尽削经总制、月椿、板帐之名，则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尽捐也。其未尽捐者，明以增课、减俸等项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则州县不得借凿空取办、挨那不敷之说，而违法取财以困民，上下之，岂不两利？盖天下之财皆朝廷之财，遮藏讳避而暗取之，固不若考核名实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羡等项既明属版曹，则异日或有趁办不行之处，亦未尝不可明致蠲减之请。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县者，曰经总制、月椿、板帐钱也，而州县之所藉以办此钱者，曰酒坊、牙契、头子钱也。或所取不能及额，则违法扰民以足之，曰输纳斛面、富户词讼、役人承替、违限科罚之类是也。上下之，名目各不吻合。州县以酒坊、牙契不办诉之版曹，则朝廷曰“吾所取者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及此”，则不知其实取此以办彼也。百姓以斛面、罚钱等事诉之朝廷，则州县曰“吾以办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文不与而实与，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实，择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经常之赋；其不应取者，削其名而可绝并缘之奸，岂非经久之计！寿皇英主，干、淳贤俊满朝，而计不及此，惜哉！
《周官》：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远郊以。外所敛野之赋，谓野之园圃、山泽之赋也。凡疏材，草木有实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载师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疏：漆林特重者，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汉高祖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汤沐邑，各自为奉养，不领於天下之经费（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不入国朝之仓库也）。
文帝后六年，弛山泽。
章氏曰：“汉之山泽、园池之税，本以给供养而少府掌之。其后，仿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谓山林、苑池之税，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犹有江海陂池属少府者，而海丞（主海税）、果丞（主果实。二者皆少府属官）犹掌之於少府之下，则亦不尽属之也。惟文帝时赵弛其赋，而后世犹有增益其税而故为六之令，其增损行废固有时邪？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
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贯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隐度也，各隐度其财物多少，而为名簿送之於官也），率缗钱二十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以手力所作而卖之者），率缗钱四十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比，例也。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皆令出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商贾人有轺车，使多出一算，重其赋），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於是告缗钱纵矣（纵，放也，放令告言）。杨可告缗遍天下（如淳曰：
“告缗令杨可所告言也。”师古曰：“此说非也。杨可据令而发动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民俞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东莱吕氏曰：“卜式为小忠而不知大体者也，其愿输家业半助边，丞相弘以为此非人情，不轨之臣。然罢报之后，此助县官之心终不衰，则非矫饰也。惜其未尝讲学，故区区以输财为忠。是时，富豪皆争匿财，惟式独欲助费，事势相激，故武帝宠式者日厚，嫉富豪者日深。中家以上大率破，虽假手於桑弘羊辈，苟无式以形之，未必如是之酷也。”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边县（得畜牧於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边有官马，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十母马还一驹，以给用度，得充实秦中人，故除告缗之令也）。
先公曰：“按：古缗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敛，正为征伐计也，得马息遂不告缗，此汉之所以犹愈於秦也。尝观文帝时，才令民实粟塞下，便可以减田租；武帝时，才令边民畜马取息，便可除告缗，盖一事辄有一事之益。后世厉民之政，一行则与国俱弊，无可哀救，虽复县官百方措置，徒为烦扰，而於民无分毫之益，可叹也夫”
宣帝五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与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寿昌习於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未足任，宜如故。”上不听。
元帝元凤元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武帝时，租及六畜）。
王莽初，设六之令，诸采取名山泽众物者税之。
王莽末，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给，数横赋敛。又一切税吏民，赀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师古曰：“保者，不许其死伤。”），吏尽复以予民（转令百姓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后汉和帝永元五年，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圃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九月，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
九年，诏：“山林饶利，陂池鱼采，以赡元元，勿取假税。”□十二年、十五年俱有此令，不复录。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尚书仆射虞诩上疏：“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取受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走卒，五百之类，行鞭杖者。此言钱者，令其出资钱，不役身也），司空劾按，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令宜遵前典，蠲除权制。”於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
灵帝令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令郡国贡献先输中府，名为“道行费”（盖正贡外别有所献也。详见《国用门》）。晋自渡江以来，至於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详见《商税门》）。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师南侵，军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献私财数千万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借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
宋孝武帝大明初，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气（许气反）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领而占，贫弱者薪樵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理之深弊。请损益旧条，更申常制。”有司检壬辰诏书：“擅占山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恒气炉（力居反）种竹木、杂果为林仍，及陂湖江海鱼梁鳅场（七由反。即移反），常加工修作者，并不追旧。各以官品占山（见《官品》、《占田门》），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论。除晋壬辰之科。”从之。
齐武帝即位，诏免逋城钱，自今以后，申明旧制。初，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宋太始初，军役大兴，受官者万计，兵戎机急，事有未遑，自是，令仆以下并不输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胜计，文符督切，所在扰乱，至是除荡，百姓悦焉。
齐武帝时，王敬则为东扬州刺史（今会稽郡），以会稽边带湖海，人无士庶，皆保塘陂，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详敛为钱，以送台库，帝纳之。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会稽，粗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计直，人自为用。若甲分毁坏，则年一修改；乙限坚牢，则终岁无役。今乃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致令塘路崩芜，湖源泄散，害人损政，实此为剧。建元初，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质卖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寻蒙蠲原。而此等租课，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扰人，实自弊国。愚谓课塘丁一条，宜还复旧。”
唐高宗龙朔三年，减百官一月俸，赋雍、同等十五州民钱作蓬莱宫。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赀畜，什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背叛，国用不给，陈京请借富商钱。度支杜佑以为军费才支数月，幸得商钱五百万缗，可支半岁。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佑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者，家若被盗。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才得八十万缗。又取僦匮纳质钱及粟麦粜於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遮邀宰相哭诉。乃以钱不及百缗，粟米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获才二百万缗。
时军用不给，乃税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为，上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家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杖六十，告者赏钱五万。除陌法者，公私给与及买卖，每缗官留五十钱（旧算三十，今加为五十）；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日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犯人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ゥ满天下。
旧制，诸道军出境，则仰给度支。时讨贼兵在外者众，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常赋不能给，赵赞乃奏行二法，愁怨之声，盈於远近。及泾原兵反，大呼长安市中曰：“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架、除陌矣。”於是架、除陌、竹、木、茶、漆、铁之税皆罢。
致堂胡氏曰：“当是时，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余，户税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而籍兵七十六万七千余人，是税户四、斛三而养一兵，他用不预焉。
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饱，量入以为出，国非其国矣。”
今按：德宗之横敛，诿曰军兴乏用也。然琼林、大盈之积，特不过假军兴之名，而厚赋以实私藏。是以饷赐稍不如意，反使泾原骄横之卒，得藉口以为作乱之阶。然则平时刻剥生民而姑息军卒，竟何益哉！
唐贞观初，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赐而已。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十二年，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阁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十五年，复置公廨本钱，以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於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受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京七十余司，更一二载，捉钱令史六百余人受职。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给京官职田。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藉百姓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随月收利，将供官人料钱，并取情愿自捉，不得令州县牵挽。
干元元年，敕长安、万年两县各备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和顾。
时祠祭及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二县置本钱，配纳质积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尝有殴人破首，诣闲厩使纳利钱，受牒货罪。御史中丞柳公绰奏诸司捉钱户，府县得捕役，给牒者毁之。自是，不得钱者不纳利矣。
宝应元年敕：“诸色本钱，比来将放与人，或府县自取，及贫人将捉，非唯积利不纳，亦且兼本破除。今请一切不得与官人及穷百姓并贫典吏，拣择当处殷富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转回易，仍放其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人家。”贞元元年敕：“自今后应征息利本钱，除主保逃亡转征邻近者放免，余并准旧征收。其所欠钱，仍任各取当司阙官职田，量事粜货，充填本数。”
元和二年，宰臣上言：“圣政惟新，事必归本，疏理五坊户色役，令府县收，万人欣喜，恩出望外。臣等辄革旧弊，率先有司，其两省纳课陪厨户及捉钱人，总一百二十四人，望令归府县色役。”从之。
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崔从奏：“捉钱人等比缘皆以私钱添杂官本，所防耗折，裨补官利。吏近日访闻商贩富人投身要司，依官本，广求私利，可征索者自充家业，成逋欠者证是官钱，非理逼迫，为弊非一。今请许捉钱户添放私本，不得过官本钱，勘责有剩，并请没官。”
十四年，御史中丞萧俯奏：“诸司、诸军、诸使公廨诸色本利钱等，伏缘臣当司及秘书省等三十二司利钱，准赦文，至十倍者，本利并放，展转摊保；至五倍者，本利并放。缘前件诸司、诸使、诸军利钱，节文并不该及，其中有纳利百姓，见臣称诉纳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处分，求臣上达天听。伏以南北诸司事体无异，纳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泽均及，则雨露无偏，乞特赐准赦放免。”会昌元年正月赦节文：“每有过客衣冠，皆求应接行李，苟不供给，必致怨尤。刺史、县令但取虚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户，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为甚。宜为本道观察使条流，量县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钱，逐月收利。或前观察使前任台省官不乘馆驿者，许量事供给，其钱便以留州留使钱充，每至季终申观察使。如妄破官钱，依前科配，并同入己赃论，仍委出使御史纠察以闻。”
按：捉钱之事，惟唐有之。盖以供诸司公用之费。虽曰官出本钱，令其营运纳息，非凿空之横敛，及其久也，民利非假官之势，则不请本钱，白纳利息；官利於取民之财，则所征利息数倍本钱，而其为无艺甚矣。故述其事，附之杂征敛之后。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除沧、德、棣、淄、齐、郓干渡三十九处所算钱，或水涨，听民置渡，勿收其算。
五代时，有津渡之算，水或枯涸，改置桥梁，有司犹责主者备偿，至是诏除。
此后诸州有类是者，多因恩宥蠲除。陈州私置蔡河琐，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有所载，倍其征，太平兴国中诏除之。
建隆二年，诏：“自今宰相、枢密使、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节度使，依故事纳礼钱，宰相、枢密使三百千，藩镇五百千，充中书门下公用，仍於中书刻石记授。上年月已经纳者，后虽转官，不再更纳。旧相复入者，纳如其数。”时中书门下言“唐制，凡视事於中书者，纳礼钱三千缗，近颇隳废，乞举行之”故也。
按：朝廷视官制禄，所以养贤。官莫崇於相，则禄赐宜优於百僚，今於上日反征其钱，以充公用，可乎？今考《五代会要》，后唐天成元年，门下、中书两省状：“准旧例，检校官合纳光省礼钱。近降敕命，除翊卫勋庸、藩垣将佐外，其余不带平章事节度使，及防御、团练、刺史、诸道副使、郎中以下，并三司职掌盐院官、县令、录事参军、判司等，凡关此例，并可征收。伏缘省司旧例，别无钱物，祗征礼钱，以充公廨破使。遭值离乱，致失规绳，乞依元行依例征理，自防御、团练、刺史至诸道将校、押衙，各纳钱有差。”则为例已久，且不止於使相而已。又考是年十二月中书奏：“准故事，应诸道藩镇带平章事处，各纳礼钱五百千，充中书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内铺陈什物。”敕从之。则纳此钱者，似是唐末以来，方镇据土地，修贡献，求为使相之人，恐非盛唐之制。然观建隆之诏，则在庙堂为相者皆纳矣。又考梁开平五年敕：“食人之食者忧人之事，况丞相位尊，参决大政，而堂封未给，且无餐钱，朕甚愧之。宜令日食万钱之半。”则当时为相者，俸廪尚无之，况修公署置什物乎！此所以反有无艺之横取也。
又按：所谓修公署、备什物之类，唐时有诸司捉钱户，捉官本钱，营运纳息，以供此费。至五代之时，则不复有之，而令居职者履任之初，自出此钱。国初承五代之法，遂亦有之，故并附於捉钱之后。
太宗淳化元年，诏：“诸处鱼池，旧皆省司管系，与民争利，非朕素怀。自今应池塘河湖鱼鸭之类，任民采取，如经市货卖，乃收税。”
先时，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当僭伪之时，应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鱼之处，皆纳官钱，或令人户占卖输课，或官遣吏主持。帝闻其弊，诏除之。又有橘园、水、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伪国旧制而未除，前后累诏废省。
开宝三年，令买扑坊务者收抵当。
止斋陈氏曰：“买扑始见此，至淳化中而买扑酬奖之法次第举矣。买扑之利归於大户，酬奖之利归於役人，州县坐取其赢以佐经费，以其剩数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宁悉罢买扑酬奖之法，官自召买，实封投状，著价最高者得之，而旧章举废矣。”
神宗元丰二年，导洛通汴司言：“纲船为商人附载，有留阻之弊。今洛水入汴无湍驶，请置堆垛场於泗州，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稍输船算。”从之。□三年，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
元丰二年，三司言：“人户买扑官监，及非新酬衙前场务所增收钱，并合入三司帐。而司农寺以谓官监、务外，皆是新法拘收钱，不当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岁入百万缗，於市易务封椿，若失此钱，恐不能继。”争辩久之，乃从司农之请。
七年，府界、诸路坊场钱岁收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帛九十七万六千六百石、疋有奇。
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司农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收取净利。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判应天府张方平言：“管下五十余祠，百姓尽已承买。阏伯主祀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承；微子开国於宋，亦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今既许承买，小人以利为事，必於其营为招聚，纷杂亵。岁收甚微，实损大体。欲乞不卖此三庙，以称国家严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明年二月，中丞邓润甫言：“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皆合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缘此，唐之诸陵悉见芟刈，闻昭陵已翦伐无遗。乞下所属依旧禁止。”诏从之。
哲宗元元年，侍御史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毋得增价。新法乃使实封八状，唯利价高，有旧才百缗而益及千缗者，其后类多败阙。
请罢实封之法，令诸路转运、提举司会新旧之数，酌取其中，立为永额，召人承买。”其后，详定役法所度之事，请下之诸州，若累界有增，以次高一界为额；增亏不常，以酌中为额。或前次所负及五分，县以闻州，州与漕司次第保上之，仍立界满承买抵当之制，余皆如旧法。从之。
五年，户部郎中高言：“场务败阙者请止损净息，其省额如故。”从之。
又诏：“无人承买者许自陈，损其钱数，明谕以召人，愿增价者听。若不售，则更减之，减及八分而不售者，提刑司审核，权停闭。”
徽宗自崇宁来，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州县创增锁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等钱，水磨钱、侵街房廊钱、庙图钱、淘沙金钱，不得而尽记也。大观三年，臣僚言：“比岁诸郡求以坊场增给公帑，不啻二十余万缗，且虑朝廷封桩，浸为厨传之费。请考元丰旧制，详议行之。”诏令户部以所用封桩及坊场钱数申尚书省。
按：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今考其明言酒务者入《榷酤门》，明言货税者八《征商门》，而泛言坊场者，则以附杂征榷之后。
牙契 税契始於东晋，历代相承，史文简略，不能尽考。宋太祖开宝二年，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
止斋陈氏曰：“元降指挥，应典卖物会问邻至，有不愿，即书之於帐，听即两月批印，违者依漏税法。所以防奸伪，省狱讼，非私之也。庆历四年十一月，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之条，至政和无所增。宣和四年，发运使、经制两浙江东路陈亨伯奏，乞淮、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贯增收二十文，充经制移用通旧收钱不得过一百省。绍兴五年三月敕：“每贯勘得产人合同钱一十文，入总制名起发。”干道七年，户部尚书曾怀奏：“人户交易一十贯内正钱一贯，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有三百二十五文，欲存留一半，余入总制钱帐，另项起发。”至是，牙契今为州县利源矣。
神宗元丰时，令民有交易则官为之据，因收其息。
徽宗崇宁三年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外，量收息钱，助瞻学用，其收息不得过一倍。”
大观二年，以出卖钞旁息钱事涉苛细，罢之。
政和中，应奉事起，乃复行。
宣和五年，诏：“诸路所收钞旁定帖钱，除两浙路隶应奉外，余路并逐州委通判拘收，与发运司充籴本。”
高宗建炎元年赦：“应今日以前典卖田宅、马牛之类，违限印契合纳倍税者，限百日，许自陈蠲免。”
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靖康时尝罢之），命诸路提刑司掌之，无得擅用。
绍兴二年，右朝奉郎姚氵允言：“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书业人，许诣所属陈理，本县下邻保证实，给户帖。”从之。
五年，诏诸路勘合钱每贯收十文足（即钞旁定帖钱）。
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竞产而执出白契者，毋得行用。从两浙运副吴革请也。
革言：“在法，田宅契书县以厚契印造，遇人户有典卖，纳纸墨本钱买契书填。缘县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卖，致有论诉。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号印造，每月给付诸县，遇民买契，当官给付。”
冬十一月，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自行开其所管地宅田亩架之数而输其直，仍立式行下。”时诸路大军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调度不继，故有是诏。既而中书言恐骚扰稽缓，乃立定价钱，应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一等足计纲赴行在，即旱伤及四分以上，权住听旨。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缙言，诏州县止以簿籍见在数目出给户帖，务要简便不扰，如容纵乞取，重於法，令刑狱使者察之。时州县追呼颇扰，乃命通判职官遍诣诸邑，面付人户，其两浙下户展限二月。内诸路簿籍不存者，计先纳价钱，俟造簿毕日给帖。二十六年，户部言：“印契违日限者，罪之而没其产，太重难行，徒长告讦。
欲并依绍兴法旧限六十日投税，再限六十日赍钱请契。”从之。
二十七年，诏：“人户买卖耕牛，并免投纳契税。”
孝宗干道七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十贯，纳正税钱一贯，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余一半入总制钱帐，如敢隐漏，依上供钱法。人户违限不纳，或於契内减落价贯，规免税钱，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将物业半给赏，半没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县过数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宪。”从之。臣僚言：“乞诏有司，应民交易并令先次过割，而后税契。凡进产之家，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点对批凿。如不先经过割，不许投税。”诏：“赦令所参照见行指挥，修立成法。”
八年，诏：“今后遇赦，删去税契违限许免倍自首一节。监司、州郡无得自擅免倍税契，违者坐之。”
言者谓今之置产者，未尝以税契为意，盖起於赦恩许其免纳而自首，况监司、州郡不候朝旨，免倍税契，所收钱不复分隶窠名，一切以资妄用，故有此令。
淳熙六年，敕令所进呈《重修淳熙法》，上亲笔圈记人户内驴、驼、马、船契书收税，谕辅臣曰：“凡有此条，并令删去，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言。”
七年，臣僚言：“民典卖田产，必使之请官契，输税钱，其意不徒利也，虑高赀之家兼并日增，下户日益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县以人户物力科配，空给印纸，名为预借契钱，殊失法意。”诏禁止之。
宁宗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县交易，印契所以省词讼，清税赋，而投报输直，亦有助於财计。今但立草契，请印纸粘接其后，不经官投报者，不知其几也。印契具文，过割可废，有交易已毕，迁徙他郡，二税茫无所归，州县徒费追扰，至於改换等色、减退亩步者，不知其几也。乞申严成法。”从之。
经、总制钱 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废於靖康，建炎复之。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盖南渡以来，养兵耗财为伙，不敢一旦暴敛於民，而展转取积於细微之，以助军费，初非强民而加赋也。建炎二年冬，上在维扬，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於是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收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於细而积之甚众，求之於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钱出於兼并之家，无伤於下户；增收卖酒钱合於人情，而无害於民；官吏俸给除头子钱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继遽罢。欲望博延群议，更加讨论。
乃亨伯为河北转运使，又行於京东西、河北路，昨来河北、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於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岁入无虑数百万计。况边事未宁，苟不知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暴敛於仓卒，曷若取积於细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如纳免行钱、减罢曹官役人钱、钞旁定帖钱、院虞候充狱子重禄钱、牛畜等契息钱、契白纸钱），以权添酒钱、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五项，令东西八路州军（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命各路宪臣领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终起发。绍兴五年闰二月，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乞以总制司为名，而总制钱自此始矣。四月，臣僚言：“赋入之利，莫大於杂税。茶盐出纳之，每贯增头子钱五文，岁入不少。”而财用司言：“茶盐已复钞价，其头子钱难以增添，而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依节次指挥，每贯共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余一十三文并充本路州县并漕司支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於每贯见收头子钱上，量行增添，共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旧来合得一十三文省外，余尽并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补助军需。”尚书省又言：“耆、户长雇钱并抵当库椿四分息钱、转运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及赦限内典卖牛畜等印契税钱、进献纳贴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并令诸路州县桩管，应办军期。”而总制司又言：“人户税赋畸零，如析居异财，绢绵零至一寸一钱者，亦收一尺、一两，米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类，并与折纳。至於二广、福建、江东西路免役一分宽剩钱，若无灾伤减阁，并令发付行在，及两浙西路役人雇钱，除岁用外，应副外大军支用。”八月，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例每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合依诸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费外，余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一项窠名起发。”十一月，尚书省言：“经总制钱，监司州郡或以军期应办为名，辄行借兑拘截取拨者。乞依诸路州军通判已得指挥施行（州县辄将经制钱擅行应副兑借拘截取拨，辄有侵支互用者，内所委官所当职及取拨官，并先降两官放罢，人吏徒二年，各不以去官赦降原减）。”绍兴十六年，户部侍郎李朝正言：“诸路每岁所取经、总制钱，委本路提刑并检法、办官点磨拘催，岁终欲通行殿最。”
增及一分以上，减三季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赏。有差亏一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罚有差。
二十六年，礼部侍郎贺允中言：“比年经、总制钱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数立额，其当职官既诱以厚赏，又驱以严责，额一不登，每至横敛，民受其弊。望诏有司立岁额。”既而仓部郎中黄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稍高年分，或少损其数，诏从之。三十一年，诏诸路州军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经、总制钱特与除放，其二十八年以后欠数，令提刑司督责补发。孝宗干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每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仍将所增钱别项发纳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公家出纳经、总制钱，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光宗登极，从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路经总制钱共十七万一千缗。
嘉泰初，除四川外，东南诸州额理经制钱七百八十余万（四川九十万缗）。
月椿钱 始於绍兴二年也。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应办。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钱不肯取拨，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给十之二三（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净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椿不封椿、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州县横敛，铢积丝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后月之期已逼，江东、西之害尤甚。七年，户部员外郎霍蠡言：“愿诏诸路守臣条具所桩实有窠名几何，临时措画者若为而办。”八年，侍郎士畏及参政李光皆言月桩之害，上感动，每谕宰臣：“若得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九年正月复河南州军赦，务与民休息，令转运司具逐州见认月桩钱数申朝廷，据实科拨。二月，诏以州县大小所入财赋，欲斟量当，易於椿办。其日后殿进呈，各有窠名，但多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上曰：“若所拨科名钱不足，从朝廷给降应副，不得一毫及民。”绍兴十七年，减江东、西月椿钱一十二万七千缗有奇。光宗登极，用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浙诸郡月椿钱一十六万五千缗有奇。江、浙转运赵汝愚上言：“臣伏自到任以来，不住询访民利害，及今来巡历所至，有可以宽裕民利者。本司已随事斟酌轻重，次第罢行，独有诸县措置月椿钱物，其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臣试举其大者，则有曰麴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臣尝询究，盖已累经朝廷指挥及前后监司约束往罢矣。大抵类能力制於一时，而不能保无於后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则右逸矣。至诘其所从出入，则首以月椿无科名，循例措置为辞。甚者奸赃之吏，又并缘掊克，以济其私，预於簿书之，阴为抵谰之计。有司熟视，不可稽考，其设有能自植立，整齐纪纲者，则往往窘於调度，拘率牵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数者，挟持官吏，以渔猎细民。流弊万端，不可殚述，其原则始於月椿太重而已。臣不胜愤懑，因尽考诸县月椿出纳之数，及其初科降之目，与夫先后因革之制观之。其始缘江、淮用兵，供亿数万，朝廷深恐一时乏事，遂令本路计月椿办大军钱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时降到旁通式内，犹许先取无额经制钱；不足，方取上供钱；又不足，则取诸司封椿钱。其后又增置赡军七分酒息钱，其余不以有无拘碍钱物，皆许移用，甚至急阙，则朝廷亦时支降茶引、度牒之类以济之。是时兵火之初，所在皆有余积，公私未告病也。今诸司封椿固不得用，而无额经制钱州县皆有定额，不尽分隶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钱及七分酒息钱二种而已，其余盖尽以取足於州县也。况夫比年以来，州县用度日广，财赋日蹙，所以予之者岁益加少（谓如州县科拨二税与州县赡用之类），而取之者岁益加多（谓如增收头子钱、勘合钱、闰月坊场钱之类），非作法以取诸民，则何以哉！臣尝略计本路月椿之数，每岁为缗钱七十万，而格外所入者半之，虽其亦有傅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敛，什尝三四也。今朝廷纵未能大有蠲除，以尽扫宿弊，臣谓宜令有司择其最重者稍赈恤之。”
板帐钱 亦军兴后所创。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两浙运判耿秉言：“二浙近在日边，疾苦易於上闻，固宜州县之，雍容为政。今百里之寄，铨曹见缺，至无人愿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盖今县邑之所苦者，不过板帐钱额太重耳！额重而收趁不及，计无所出，则非法妄取。以纳斛斗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到盗贼，不还失主；检校财产，不及其卑幼。亡僧、绝户，不候实而拘籍入官；逃产、废田，不与销豁而逼勒填纳。远债之难索者，豪民献於官，则追催甚於正税；私纳之为罚者，仇家讼於县，则监纳过於赃钱。赊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长。检税不止於商旅，而苛细及於盘合，奁具。今年之税赋已足，而预借於明年；田产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纳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无非违法。州郡利其能办财赋，佯若不闻，一且告发，则邑宰坐罪而去，后人继之未免循复前例。盖其太重之额既不减，则亦别无他策尔！
且是法创立，经隔已数十年，物价有低昂，户口有息耗，安可不随时而加损？乞令臣与诸郡从长斟酌，将合减之数开具闻奏，去其太甚而立为中制，庶几仰副圣天子惠养斯民之意。”从之。於是镇江府丹阳、金坛两县一岁通减钱二千八百四十四贯有奇，平江府常熟县每年与减一万贯，昆山、吴江县每年合与减发三千贯。
自此诸路有陈情，亦优减不一矣。
叶应诏条奏曰：“何谓一曰经总制钱之患？昔李宪经始熙河，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其后童贯继之，亦曰经制，盖其所措画，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谓经制也。方腊既平，东西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用诸路财计，其时所在艰窘，无以救急，故减役钱，除头子，卖糖酵，以相补足。
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括民财以数百万计，已散者视若泥沙，未用者弃之沟壑。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於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於州县之余，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号为士人，而其言如此，盖办目前者不暇及远，亦无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万而已。其后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后，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师，悉用取给。而孟庾以职事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长、壮丁雇钱始行起发，役法由此大坏。二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属官倦於催发。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秤头、息、油单、压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宽剩；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至於后也，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糜费。故酒之为胜也，几至於二百；头子之去贯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贯计者至於千七百万。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於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於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椿，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学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叹息而不能拯；今之新进后出者，有智者惊，有勇者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臣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汤、水磨、堆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钞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以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以来号为名相如赵、张者皆安焉，又以遗后人。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弃余琐屑之以为国用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故总制钱不除，一则人才日衰，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陛下诚有意加惠天下，以图兴复，以报仇怨，拔才养民，以振国用，在一出令而已。”
又曰：“何谓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当其风俗之成，名节之厉，犹知利之不当言，财之不当取，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而犹未甚离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余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於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县则以板帐、月椿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则以经、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监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今也推是术以往，风流日散，名节日坏，求还祖宗盛时，岂复可得！
是则人才日衰者，经、总制钱使之也。何谓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说，必曰‘经、总制钱者，朝廷所以取州县之弃余，而板帐、月椿，各自以力趁办，其於民固未尝明加之赋敛也，赢缩多少，惟人而已’，臣请以事验之，知州去民尚远，而知县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帐，多者至万缗，少者犹不下数千缗。昔之所谓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数爪牙吏，百计罔民，日月消削。盖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今之所谓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与县官抗衡，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若夫齐民中产，衣食仅足，昔可以耕织自营者，今皆转徙为盗贼饿死矣。若经、总制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谓国用日乏？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昔三代及汉、唐不能进焉，所以裕国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骤为孤注，与不博而丐其赢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为国有大计，自始至末，必有品节条章，岂有左右望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又从而刻削其头子，卖酒取数倍之息，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使国不贫，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经、总制钱不除，则取之虽多，敛之虽急，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今欲变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额之半，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然后令州县无敢为板帐、月椿以困民，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使稍修牧养之政。其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后议茶盐而宽减之。若此，则人财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财与兵相为变通，则兵数少而兵政举，若此则国用不乏矣。陛下岂有爱於多财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举而天下定，王业之所由始也。”
右经总制、月椿、板帐等钱所取，最为无名。虽曰责办州县，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尝论其事，以为“自户部四折而至於县，如转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势穷矣。县何所取之，不过巧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议者必且以为朝廷督责官吏补发，非有与於民也，此又与掩耳盗钟之见无异，盖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说以诖误朝听耳。”此至当之论。昔太史公论桑弘羊之善理财，以为民不加赋而上用足，而司马温公谓其不过设法阴夺民利。然弘羊所谓理财，若盐铁，则取之山泽也；若酒酤，均输、舟车之算，则取之商贾逐利者也。盖山海天地之藏，而商贾坐笼不赀之利，稍夺之以助县官经费，而不致尽倚办於农田之租赋，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则弘羊所为，亦理财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后世则若茶盐，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税，官既各有名额以取之，未尝有遗利在民矣，而复别立窠名，以为取办州县，所敛不及民，将以谁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虽蔡京、吴居厚之徒亦羞为之者是也。盖宋承唐之法，天下财赋除其供辇送京师之外，余者并留之州郡。至於坊场、坑冶、酒税、商税，则兴废增亏不常，是以未尝立为定额。其留州郡者，军资库、公使库、系省钱物，长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来，虽屡有拘辖此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宽大，未尝究竟到底。
熙、丰以后，驱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项钱物，则州郡所入，亦复不少。过江以来，军屯日盛，国用大困，遂立经、总制等窠名以取之，虽曰增征商之羡余，减出纳之贯陌，而亦所以收州县之遗利也，然倥亻之际，不暇审订，故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而额之重者不可复轻，督迫之余，州县遂至别立苛横之法，取之於民。绍兴讲和以后，至干、淳之时，诸贤论之屡矣，如赵丞相所奏，及水心应诏所言，最为详明。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则亦未免书生之论。盖经、总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绍兴，而彼何如时也？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则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隆兴再讲和好之后，国势稍张，敌患亦息。虽曰诘戎兵、讨军实，不当废弛，然文物礼乐既已粲然承平之旧矣，则无名之征、权宜之法，岂不可讲求而蠲削之？议者必曰钱数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著，未易尽捐。然酒价、牙契之利可以增羡，则当於坊场要闹之地、人物殷实之处而明增之，不当例立此法，而使州县之凋弊无措者，不免别赋於民以取足也。官员请俸之给可以克除，则当视其员之太者、俸之太优者而明减之，不当留头钱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不免有曰惠而实不至之讥也。州郡椿留之财赋可以收取，则当择其郡计之优厚者，於留州钱内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则不复责取。如此考明白之后，则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牙契钱增羡几何，某郡增解户部上供钱几何，诸州减除官俸钱几何，按期申解而尽削经总制、月椿、板帐之名，则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尽捐也。其未尽捐者，明以增课、减俸等项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则州县不得借凿空取办、挨那不敷之说，而违法取财以困民，上下之，岂不两利？盖天下之财皆朝廷之财，遮藏讳避而暗取之，固不若考核名实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羡等项既明属版曹，则异日或有趁办不行之处，亦未尝不可明致蠲减之请。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县者，曰经总制、月椿、板帐钱也，而州县之所藉以办此钱者，曰酒坊、牙契、头子钱也。或所取不能及额，则违法扰民以足之，曰输纳斛面、富户词讼、役人承替、违限科罚之类是也。上下之，名目各不吻合。州县以酒坊、牙契不办诉之版曹，则朝廷曰“吾所取者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及此”，则不知其实取此以办彼也。百姓以斛面、罚钱等事诉之朝廷，则州县曰“吾以办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文不与而实与，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实，择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经常之赋；其不应取者，削其名而可绝并缘之奸，岂非经久之计！寿皇英主，干、淳贤俊满朝，而计不及此，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