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市籴考二
作者：○常平义仓租税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上令急於求米，则民重米；缓於求米，则民轻米。所缓则贱，所急则贵）。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谓贾人之多蓄积也），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给，足也，以十取百）。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忠，士不尽死矣。计本量委则足矣（委，积也），然而民有饥饿者，有所藏也（谓富人多藏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轻之之时，官为敛籴；人重之之时，官为散之）。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钅强，千万（六斛四斗为锺。钅强钱贯）；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钅强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谓供奉），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豪，谓轻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羡，余也，羊见反）不足而御其财物。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则以币与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则古之理财赋，未有不通其术焉（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以币与衣者，“与”当为“易”，随其所贱而以币易取之，则轻重贵贱由君上也）。”桓公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对曰：“请勿施於天下，独施之於吾国。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国之广狭、肥硗，人之所食多少，其数，君素皆知之），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於州县里蓄积钱币，所谓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钅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钅强百万）。
於是县州里受公钱（公钱，即积委之币）。泰秋，国去参之一（去，减也，邱吕反），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价而收藏之），国三分，则二分在上矣（言先贮币於县邑，当秋时下令收籴也。则魏李悝行平籴之法，上熟籴三舍一，中熟籴二舍一，下熟中分之，盖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约中熟为准耳）。泰春，国倍重数也；泰夏，赋以理田土；泰秋，田之存子者若干。今土敛以币，人曰无币，以，则人之三有归於上矣（言当今贵之时，计其价，以赋与人，秋则敛其币。虽设此令，本意收其，人既无币，请输，故归於上）。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重之相因，若春时贵与也。时之化举，若秋时贱收也。因时之轻重，无不以术权之）。则彼诸侯之十，吾国二十，则诸侯归吾国矣。诸侯二十，吾国十，则吾国归於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重流，谓严守价，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泄矣（泄，散也，吾不散出）。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倍重，诸侯之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也。利不夺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经国，常有十国之也。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籴甚贵伤人（此人谓籴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於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计人岁终长四百石，官籴三百石，此为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余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籴二百石，此为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余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籴其五十石，云下熟籴一，谓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饥则收百石（平岁百亩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饥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饥三十石（收三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饥之率）。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官以敛藏出粜），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人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按：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於齐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国，李悝之意专主於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於农人服田力穑之赢余，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汉五凤中，岁数丰穰，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
“故事，岁漕关东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足供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后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仓。按：《后汉书·刘般传》，显宗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
帝乃止。然则岂后来卒置之欤？般所言者，后世常平之。常平起於孝宣之时，盖至东汉而其已如此矣。
晋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於穰岁而上不收，贫人困於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未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於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治建业，今江宁郡），南徐州二百万（治京口，今丹阳郡），各於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治寿春），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治浔阳），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今江陵），郢州三百万（治江夏），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今长沙），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治汝南，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万（治历阳），南兖州二百五十万（治广陵），雍州五百万（治襄阳），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於所在市易。
后魏孝庄时，秘书丞李彪上奏曰：“今山东饥，京师俭。臣以为宜折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於仓，时俭则减私之十二粜之。如此，人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钱以取官粟，年丰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明帝神龟正先之际，自徐、扬内附之后，收内兵资，与人和籴，积为边备也。
北齐河清中，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一年之粮，逐当州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齐制：岁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籴之物，依价籴贮。后周文帝创制六官，司仓掌辨九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秋敛。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帝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
隋文帝开皇三年，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
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京师置常平监。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於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至十五年，以义仓贮在人，多有费损，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於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於余处，灵、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又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并於当县安置。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致堂胡氏曰：“赈饥莫要乎近其人。隋义仓取之於民不厚，而置仓於当社，饥民之得食也，其庶几乎？储备如此，他日关中大旱，民犹不免食粟糠豆屑，帝亲帅之如洛阳就食，况素无备乎！百姓知挤於沟壑耳。后世义仓之名固在，而置仓於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良有司敢以闻矣，比及报可，委吏属出，而文移反覆，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耳，县邑乡遂之远，安能扶携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能赈者其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视流散，无矜恤之心，则国家大祸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镇，炀帝之四方，鱼烂河决，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备无患，当以隋文当县置社仓为法，而择长民之官，行恤农之政，其庶有瘳乎！
唐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尚书左丞戴胄建议：
“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善之，乃诏：
“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至秋而偿。”其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开元七年，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资、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
二十二年，敕：“应给贷粮，本州录奏，待敕到，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两石，七口以下三石；给粟，准米计折。”
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豆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
天宝八载，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
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
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太原仓（二万八千百四十石）
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粮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东道（一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陇右道（二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
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粮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
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
陇右道（二十万三十四石）
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常平仓粮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万一千九十石）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万七百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六十万二千三十石）二十八年，敕：“诸州水旱，皆待奏报，然后赈给。道路悠远，往复淹迟，宜令给讫奏闻。”
天宝六载，太府少卿张奏：“准敕节文，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
若百姓未办钱物者，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商量，其余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元宗复置之。其后，第五畸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蓄本钱。至是，赵赞又言：“自军兴，常平仓废垂三十年，凶荒溃散，馁死相食，不可胜计。陛下即位，京城两市置常平仓官，虽频年少雨，米不腾贵，可推而广之。宜兼储布帛。请於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德宗纳其策。属军用蹙迫，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供军，於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廪益羡。自是，元宗不复和籴於东都。
按：唐都关中，而关辅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故常恃转漕东南之粟，而东南之粟必先至东都，然后浮河、渭，溯流以入关，是以其至也难。故开元以前，岁若不登，天子尝移跸就食於东都。自牛仙客献策和籴，然后始免此行。然肃、代之后，既无东幸之事，东南馈饷稍不至，则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忧。
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征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后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於畿外之诸侯，籴米粟於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益见其不足耳！
天宝中，岁以钱六千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递输京仓者百余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贞元初，吐蕃劫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户无几。诸道代兵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於关中。宰相陆贽以“关中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价四十余，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以所减米粜江淮水灾州县，斗减时价五十以救之。京城东渭桥之籴斗，增时估三十以利农。以江淮籴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遗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然不能尽用贽议。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於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后贮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仓。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於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忻便乐输。
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追蹙鞭挞，甚於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白居易上疏曰：“和籴之事，以臣所观，有害无利。何者？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今则不然，配户督限，蹙迫鞭挞，甚於税赋，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且本请和籴，惟图利人，人若有利，自然愿来。今若除前之，行此之便，是真为和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则不如折籴。折籴者，折青苗税钱，使纳斗斛，免令贱粜，别纳见钱，在於农人，亦真为利。况度支比来所支和籴价钱，多是杂色匹段，百姓又须转卖，然后将纳税钱。至於给付不免侵偷，货易不免损折，所失过本，其可知。今若量折税钱，使纳斗斛，则既无贱籴麦粟之费，又无转卖匹段之劳利归於人，美归於上，则折籴之便，岂不昭然？由是而论，则配户不如开场，和籴不如折籴，亦甚明矣。臣久处村，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闻。伏望宸衷俯赐详察。”
元和六年，制：“京畿旧已尽，粟麦未登，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诸道州府有乏粮处，依例借贷。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赈贷并停征，容至丰年，然后填纳。”
元和七年，户部奏今年冬诸州和籴贮粟：泽蔡四十万石，郑、滑、易、定各一十五万石，夏州八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灵武七万石，振武、丰州、盐州各五万石，凡一百三十万石。令於时价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劝农，国有常备。
十二年，诏诸道应遭水州府，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事赈给，讫具数闻奏。十三年，户部侍郎孟简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斗斛，请准旧例减估出粜，但以石数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县得专达，以利百姓。”从之。
长庆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籴扰人罢之。
四年，诏於关内、关外折籴、和籴一百五十万石，用备饥歉。
宝历元年，以两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籴二百万斛，以备灾。
开成元年，户部奏：“应诸州府所置常平、义仓，伏请今后通公私田亩别纳粟一升，逐年添贮义仓。敛之至轻，事必通济，岁月稍久，自致盈充，纵逢水旱之灾，永绝流亡之虑。”从之。太和，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
宋太祖皇帝干德元年，诏曰：“多事之后，义仓废寝，岁或小歉，失於豫备。
宜令诸州於所属县各置义仓，自今官所收二税，石别税一斗贮之，以备凶歉给与民。”
三年，诏民有欲借义仓粟充种食者，令州县即计口给计以闻，勿俟报；义仓不足，当发公廪者奏待报。
四年，诏曰：“诸州义仓，用振乏绝，颇闻重迭输送，未免劳烦，宜罢之。”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仓，许商人输粟，优其价，令执券抵江淮，给其茶、盐，每一百万石为一界，禄仕之家及形势户不得辄入粟。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价甚贱，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以贮之，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
五年，令诸州置惠民仓，如稍贵，即减价粜与贫民，不过一斛。
真宗咸平二年，於福建置惠民仓。
真宗景德三年，诏於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各置常平仓（惟沿边州郡则不置），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小州或二三千贯，付司农司系帐，三司不问出入，委转运使并本州委幕职一员专掌其事。每岁秋夏加钱收籴，遇贵减价出粜，凡收籴比市价量增三五文，出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大率万户岁籴万石，止於五万石，或三年以上不经粜，即回充粮廪，别以新粟充数。
天禧四年，诏荆湖、川陕、广南并置常平仓。
又诏诸州通河及大路人烟繁处多籴，其僻在山险之处，止约本处主客户收籴。
咸平六年，出内府绫罗锦绮，计直百八十万，与河北转运使定价市鬻籴粟实边。
景德元年，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自兵罢后，凡边州积可给三岁，即止市籴。大中祥符初，连岁登稔，乃合河北、河东、陕西增籴，靡限常数。初，河东既下，减其租赋。是后，有司言其地沃民勤，多积，乃请每岁和籴，随常赋输送，其直多折色给之。又京东西、河北、陕西切须粮食，则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其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江、淮、湖、浙诸州置场和籴，以裨岁漕。
天圣三年，权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买、和籴夏秋粮草，虽逐处开场，多被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外面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宫中急市，即添价将籴买者中卖，致粮草怯弱，枉费官钱不少。乞行下及早开场，依见卖时估，趁时籴买，不得容信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需，其中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低弱。盖因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月俸余剩，或籴米买粗弱斗斛支籴，以互相容隐，致亏损官钱。军人请得恶弱口粮，或形嗟怨。乞严禁绝。”从之。
陕西籴，岁预给青苗钱，自天圣中罢不复给。
河北旧有便籴之法，听民输粟边州，而京师给以缗钱，钱不足，即移文外州给之，又折以象牙、香药。景德元年，三司请令河北有输藁入官者，准便籴粟麦例，给八分缗钱，二分象牙、香药，其广信、安肃、北平粟麦、悉以香药博籴，从之。自有事二边，戍兵浸广，师行馈运，仰於博易，有司务优物估，以来输入。
仁宗留意兵食，发内藏库金帛以助籴者，前后不可胜数。宝元中，出内库珠直缗钱三十万，以赐三司，因谕辅臣曰：“此无用之物，既不欲捐弃，不若散之民，收其直助边，亦可纾吾民之敛。”神宗留意边备，务广储蓄。熙宁五年，诏以银、绢各二十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赊买，收本息封桩，以备边费。自是，三路封桩，所给不可胜计，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务，或取之他路转运司，或赐常平钱，或鬻爵、给度牒，而出内藏钱帛不与焉。
元丰元年，诏：“河东路十三州岁给和籴钱八万余缗，自今罢之，以其钱付转运司市粮草。”
时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言：“十三州二税三十九万二千余石，和籴八十二万四千余石，所以灾伤旧不除免，盖十三州税轻，又本路恃为边储，理不可阙。其和籴，旧支钱、布相半，数既畸零，民病入州县之费，以钞贸易於市人，略不食半，公家实费，民乃得虚名。欲自今罢支籴钱，岁支与沿边州郡市粮草封桩，遇灾伤，据民不能输数补填，如无灾伤，三年一免输。”朝廷用其议。
五年，诏以开封府界、诸路封桩阙额禁军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息钱，并输籴便司为本。寻诏瀛、定、澶等州各置仓，凡封桩，三司毋关预，委度支副使蹇周辅专其事。
结籴 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熙河路军储，得七万余石，诏运给焉。未几，商人王震言：“结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经年方输者。”诏措置熙河财用孙迥究治以闻。
寄籴 元丰二年，籴便粮草王子渊论纲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故设内郡寄籴之法，以权轻重。”
籴 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贯，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籴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籴，即百姓米无所粜，自然价损，非唯实边，亦免伤农。”帝以为然，乃诏岁以米盐钱钞、在京粳米总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预给钱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绿边籴粟麦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籴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均籴 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奏行之，以人户家业田土顷亩均敷，上等则所均斛斗数多，下等数少。五年，言者谓：“均籴之法推行往往不齐，故有其先桩本钱，已籴而不偿其直，或不度州县之力而敷数过多，有一户而籴数百石者。”於是诏诸路毋辄均籴。既而州县以和籴为名，裁价低下，转运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籴之数，诏约止之。
博籴 熙宁七年，诏河北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用余粮，减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后秋成博籴。崇宁五年，诏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绸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
兑籴 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於麦熟州郡及时兑籴。元二年，尝以岁丰麦贱，下诸路广籴，诏后价若与本相当，即许变转兑籴。
括籴 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请并边籴买，务榜谕民，毋得与公争籴，即官储有之，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
按：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於籴也。平籴法始於魏李悝，然丰则取之於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於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熙、丰而后始有结籴、寄籴、籴、均籴、博籴、兑籴、括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又法令素宽，致有此弊。后来惩其弊，所以只籴之於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於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则其为民病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
先是，常平仓领於司农寺。景初，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使吴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从之。不数年，常平积有余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数移用，畜藏无几。自景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诏京西发常平粟以赈贫民，自是，数以赈贷，而聚敛者或增旧贾以粜，欲以市恩，诏戒之。
又诏岁歉发以济饥者，不复督取。然常平之积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自干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中，集贤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请复置，大略谓“宜令五等以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随税以入，水旱减税则免输。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於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可备饥歉。兼并之家占田广，则义仓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狭，则义仓所入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实受其赐，损有余，补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会议，而议者异同。遂诏止令上三等户输粟，已而复罢。庆历初，贾黯又请立民社义仓，然牵於众论，终不果行。
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请：“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计兑换。
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豫给者听之。令随税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转运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
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凡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多少，分遣官提举，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有绪乃推之诸路。
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转移法。”并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一员，以朝官为之，管句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按：青苗钱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征钱也，取息也，抑配也。今观条例司所请，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未尝专欲征钱也。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未尝取息也。曰愿给者听，则未尝抑配也。盖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而施行之际，实则不然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则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乃止。会河北转运司当公事召议事，奏乞度牒数千道为本钱，於陕西转运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请施之河北，安石遂行之四方。苏辙以议不合罢。
熙宁二年，帝阅群臣奏，以仪鸾司官孙思道言坐仓事，善之。坐仓者，以诸军余粮愿粜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於仓也。诏条例司条例以闻，条例司请如嘉附令敷坐仓故事行之。
曾公亮谓支米有量数不同，难以立价。帝曰：“家各有斗，人自知其所得之多寡，虽定价，庸何伤？然此法第以恤军班防监人可也。”安石曰：“诚然。今立价自一千至六百，过此则军人自粜，与民所定价亦平，更增数钱，未至伤民。价钱贱於所定，则军人受惠矣。”帝曰：“善。”而司马光恐其动众，因经筵进对，为帝言之。吕惠卿曰：“诸军粜石米，止得八百。募其愿以一千粜之，何以致动众？”王亦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至京师。今京师乏钱，及用钱百坐仓籴一斗，此极非计。”异日，帝又谓执政坐仓籴米何如？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帝曰：“未尝也。”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余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於一时之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也。”惠卿曰：“今京师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籴取，以供京师发泄，必甚贱伤农矣。
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
元符以后，又有低价抑籴之，诏禁之。
三年，诏：“青苗钱不许抑配。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禁止，敢沮遏愿请者，按罚亦如之。”
初，敕旨放青苗并听从便，而提举司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兼贫富相兼，十人为保，以富者为保首。
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喧然以为不便。而广廉入奏言民歌舞圣德，会言者交攻，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判大名府韩琦言：“熙宁二年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纳则甚难。故自制下以来，官吏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与无业客户或愿请，而将来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诸有阙，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於一时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上乃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有青苗，而使者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曰：“苟从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遗法也。”上终以琦说为疑，与安石问难，安石翌日遂称疾不出。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即欲奉诏，赵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再视事，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今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耳，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如预买绸绢行之已久，亦何常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初，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乃面责曾公亮等，公亮不能抗。
右谏议大夫司马光言：“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搔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於人，故其家常有嬴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告告》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嬴余，急则取债於人，积不能偿，至於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者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於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春债未了，秋债复来。历年浸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长无苏息之期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谁从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钱凡几千万缗，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州县之吏果有仁心爱民者，安得不为之请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民，岂可视其流亡转死而必责其所负，其势不得不从请者之言也，然则官钱几千万缗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钱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闾胥里长於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此可以谓之善计乎？且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贱不伤农，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无过於此，比来所以隳废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又以其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国家每遇凶年，供军仓自不能足用，固无羡余以济饥民，所赖者只有常平仓钱耳。今一旦尽作青苗钱散之，向去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以何赡乎？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库钱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前日天下常平仓钱共约一千余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仓之害尤大也。”
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看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格，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缪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钱、曲钱、鞋钱之类，凡十余件，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绸绢斛斗低估价直，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每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备收卖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柰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
且坊郭有物力人户，从来不曾见肯零籴常平仓斛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欲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惟陛下深详其妄。
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纷，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光又言：“青苗钱虽不令抑勒，而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於抑勒也。”
知青州欧阳修言：“田野之民蠢然，安知《周官》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为必若使天下晓然知非为利，则乞除去二分息，但纳本钱。”又言：“夏料钱於春中散，犹是青黄不接之时，尚有可说。若秋料於五月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阙，直是放债取利耳。若二麦不熟，则夏料尚欠，岂宜更秋料钱？以此而言，秋料可罢不散。”中书言修擅止给青苗钱，欲下问罪，诏放罪，改知蔡州。知亳州富弼亦坐论青苗移镇。
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贷贳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举。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取青苗钱，乃别为一赋以之也。”坐谪监南康盐酒税。
七年，上患常平官吏多违法，安石曰：“若常平稍多县分专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给纳役钱及常平，度不过置五百员，费钱三十万贯。今岁收息至三百万，但费三十万，不为冗费也。”上从之，至元元年罢。
帝以久旱为忧，翰林承旨韩维言：“畿县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帝颇感悟。
著作佐郎黄颜言：“给纳青苗钱，乞诏州县视年丰荒为给散多少，以元散数为额。”
七月，帝以诸路旱灾，常平司未能赈济，谕辅臣曰：“天下常平仓若以一半散钱取息，一半减价粜贵，使二者如权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赐。”自是诏诸路州县，据已支见在钱通数，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
九年，诏司农寺自今两经倚阁常平钱人户，更不得支借钱斛。帝谓“天下常平钱，十常七八散在民。又连岁灾伤，倚阁迨半。止务多给计息为功，不计督索艰难，岂惟亏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挞必众”故也。
十年，提举两浙路常平言：“灾伤累年，丁口减耗。凡九年以前逃绝户已请青苗钱斛，见户有合摊填者乞需丰熟日理纳外，更有全甲户绝，输偿不足，或同甲内死绝，止存一二贫户难以摊纳者，更乞立法。”从之。
元丰元年，诏：“常平仓钱，当输钱而愿入若金帛者，官立中价示民，物不尽其钱者足以钱，钱不尽其物者还其余直。又听民以金帛易，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钱当给若粜，皆用九年诏书通取，留一半之余。”
六年，户部言：“准朝旨，诸路散敛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敛散之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粮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三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处，户部下提举司具析以闻。
八年八月，诏给散青苗不许抑配，仍不立定额（时哲宗已即位）。哲宗元元年二月，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左正言朱光庭言：“天下青苗钱除支外，见在钱数尚多。乞并用收籴可存留斛斗，凡遇丰年则添价以籴，遇岁饥则减价以粜，大饥则贷之，候丰岁输还，更不出息。”
门下侍郎司马光子言：“常平之法，公私两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县阙常平籴本钱，虽遇丰岁，无钱收籴。又有官吏怠慢，厌籴粜之烦，虽遇丰岁，不肯收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当收成之时，农人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粜入官。是以农夫粜，止得贱价，官中籴，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又有官吏虽欲趁时收籴，而县申州，州申提点刑狱，提点刑狱司申司农寺取候指挥，比至回报，动涉累月，已至失时，价倍贵。是致州县常平仓斛斗有经隔多年，在市价例终不及元籴之价，出粜不行，堆积腐烂者。此乃法因人坏，非法之不善也。”
四月，诏再立常平钱给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并纳者止出息一分。
左司谏王岩叟、中丞刘挚、右司谏苏辙等交章言其非。右仆射司马光子乞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曰：“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利民，故当时指挥，立取人户情愿，不得抑配。自后因提举官速要近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句集，或排门钞。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亲，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朝廷深知其，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校，访闻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给常平钱斛，限二月或正月，只为人户欲借者，及时得用。又令半留仓库，半出给者，只为所给不得辄过此数。又令取人户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前朝本意。虑恐州县不晓朝旨本意，将谓朝廷复欲多散青苗钱，广收利息，句集抑配，督责严急，一切如向日置提举官时。今欲续降指挥，令诸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并须候人户自执状纳保，赴县乞请常平钱之时，方得勘会，依条支给，不得依前句集钞，强行抑配。仍仰提点刑狱常切觉察，如有官吏以此为法骚扰者，即时取勘施行，若提点刑狱不切觉察，委转运、安抚司觉察闻奏。”从之。录黄过中书省，舍人苏轼奏曰：“臣伏见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独因旧，少加损益，欲行纟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言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犹在也。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受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於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十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未免於设法罔民。便一时非理之私，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后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者，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己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后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青苗钱，四月二十六日指挥，尽纯仁意。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不报。光寻具子，乞约束抑配，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於帘前曰：“近者，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
按：元初，温公入相，诸贤并进用，革新法之病民者如救眉燃，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罢青苗钱，复行常平仓法矣，未几而复有再给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请乃出於范忠宣。虽曰温公在告，不预知，然公其时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给钱斛之说，则非全不预知也。后以台谏交章论列，舍人不肯书黄，遂大悟而不复再行耳。至於役法，则诸贤之是熙宁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杂然并行；免役六色之钱，仍复征取。然则诸贤虽号为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中盖未尝有一定之见，宜熙、丰之党后来得以为辞也。然熙宁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举司复以多散为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其行助役也，既取一分之宽剩，而复征头子钱，民输钱日多，而雇人给直日损，遂至宽剩积压。此皆其极处。至绍圣，国论一变，群奸唾掌而起，於绍述故事宜不遗余力。然考其施行之条画，则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额抑配；人户助役钱宽剩亦不得过一分，而蠲减先於下五等人户，则聚敛之意反不如熙宁之甚矣。观元之再行青苗，复征六色役钱，则知兴利之途，虽君子不能尽窒之。观绍圣之青苗取息，役钱宽剩皆止於一分，则知言利之名，虽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储贵发贱敛，以赈凶饥，广畜储，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惩常平积滞不散，侵移他用之，则青苗未尝不可行（晦之说如此）。以坊场扑买之利及量征六色助役之钱，以资雇役，所征不及下户，不取宽剩，亦可以免当役者费用破家之苦，则助役未尝不可行（二苏之说如此）。介甫狠愎，不能熟议缓行，而当时诸贤又以决不可行之说激之，群忄佥因得以行其附会谋进之计，推波助澜，无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后来章、蔡诸人之上矣。绍圣绍述之事，章为之宗主，然元时尝言：“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将益甚矣。”其说不惟切中元之病，亦且深知熙、丰之非。然则后来之所以攘臂称首者，正张商英所谓热荒要做官，而民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尝不了然中也，其奸人之雄欤！
绍圣二年，户部尚书蔡京乞下有司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言：“自元罢提举官，钱为他司侵借，所存无几。欲乞追还向所侵借，令当职官依限给散，以济乏阙，随夏秋税偿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右承议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其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徽宗政和八年御笔：“常平敛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来，诸路欠阙，至未及散而遽取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令常平司恪遵条令，敛散必时，违者以大不恭论。”
宣和五年，诏：“州县每岁支常平钱，多是形势户请求，及胥吏诈冒支请。令天下州县每岁散钱既毕，即揭示请人数目，逾月敛之，庶知为伪冒者得以陈诉。”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籴，州县视为文具，以新易旧法也。有损失蠹腐而未尝问，不许借贷法也。有悉充他用用实无所储。”诏委官遍行按视。
绍兴九年，宗丞郑鬲乞以常平钱於民输赋未毕之时，悉数和籴，即诏行之。
上因谕宰执曰：“常平法不许他用，惟时赈饥。取於民者还以子民也。”
二十八年，赵令讠艮言：“州县义仓米积欠陈腐，乞出粜，及水旱灾荒，不拘检放，及七分便许赈济。”沈该奏：“在法，义仓止许赈济，若出粜恐失初意。”乃令量粜三之一，桩收价钱，次年收籴拨还。孝宗干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鳏寡孤独、老幼疾病之人，乞依干道九年依例取拨常平义仓赈给。”上命以常平米低价出粜，以义仓米赈济。
宁宗庆元四年，臣僚言：“州县受纳苗米，於法，义仓米合於当日支拨，而因循於州用，不复拨还；人户纳苗稍及分数，例多折纳价钱，其带义仓钱并不许拨，此因纳苗而失陷义仓也。至如绍兴府人户就行在省仓送纳湖田米，其合纳义仓多不催理，此因湖田纳米而失陷也。如淮、浙盐亭户纳盐以折二税，其合纳义仓多是不曾拘催，此因纳盐而失陷也。常平失於兑换，因致陈损，此仓庾陈腐之也（常平米止许递留一年，以新纳秋苗换易支遣）。常平专法，主管官替移，无拖欠失陷方与批书离任，今公然兑借，阳为自劾，更不补还，此州县兑移之也。常平和籴合专置仓廒，今州县多因受纳，以收到出剩拨归常平仓，赢落价钱，此收籴官吏之也。诸没官产业并户绝、僧、道田卖到钱数及亡僧衣钵法，当拘入常平，州县侵渔，鲜曾拨正，此出卖官产之也。若乃吏胥之禄，合於免役钱内支给，而所催役钱，在州则主管官应副人情，在县佐以为公用。已催之数既不以供支遣，又於方场钱内拨支，未尝入以为出。如公吏差出，其本身初不请常平钱，乃诡名借请，或元非差出，而妄作缘故。至於吏胥自有定额，今守ヘ视常平钱米为他司钱物，吏额日增，请给日广，常平司委而不问。若夫借请，在法二分克纳，今或一例借欠，动至数百千，例不除克，此其不一也，倘不为之堤防惩革，则诸蓄日寡，荒政无备。乞明诏诸路提举常平官讲求措置，亟去前，责令逐州每季以本州及属县收支常平义仓等钱米逐项细数，申常平司，不得泛言都数。
然后参照条法，逐一审订，稍有失收、失支，勒令填纳，或有情弊，必於法。”
嘉定十一年五月，臣僚言：“顷岁议臣有请计义仓所入之数，除负郭县就州输纳外，余令逐县置数，自行收受，非惟革州郡侵移之，抑亦省凶年转般之劳。
曩时州仓随苗带纳，同输一钞，今正苗输之州，义仓输之县，则输为两输，钞为二钞矣。曩时鼠雀之耗蠹，吏卒之需求，一切倚办於正税，而义仓不预焉，今付之於县，既无正税，独有此色，耗蠹、需求又不能免矣。於是议臣有请令人户义仓仍旧随正税，从便就州作一钞输纳，而州县复有侵移之。臣闻绍兴初，台臣尝请通计一县之数，截留下户苗米，於本县纳，开禧初，议臣之请亦如之。盖截留下户之税米，以补一县之义仓，其余上户则随正税而输之州；州得以补偿其截留下户之数，州不以为怨；县得此米，别项储之以备赈济，使穷民不致於艰食，则县不以为挠。一举而三利得，此上策也。惟是负郭之义仓则就州输送，自如旧制，至於属县之义仓则令丞同主之，每岁之终，令丞合诸乡所入之数，上之守贰；守贰合诸县所入之数，上之提举常平；提举常平合一道之数，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纸，考其盈亏，以议殿最。”从之。
○社仓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东提举朱熹言：“干道四年间，建民艰食。熹请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请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任赈济，夏受粟於仓，冬则加二计息以偿。自后逐年敛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见管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十五里，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请以是行於司仓。”时陆九渊在敕令局，见之叹曰：“社仓几年矣，有司不复挂墙壁，所以远力无知者。”遂编入《赈恤门》（凡借贷者十家为甲，甲推其人为之首，五十甲则本仓自择一公平晓事者为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结甲，其有藏匿逃军及作过无行止人，互相觉察。及有税钱衣食不阙者，并不得入甲。仍问人户愿与不愿入甲，开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儿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儿减半，五岁以下不预请，甲头加请一倍。社首亲自审订虚实，取各人亲手押字，类聚齐备，赍赴本仓。再自审其无，然后逐一排定，甲头写上都簿，明载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给，关与甲头收执请。仍分两时支散，初当下田时。次当耘耨时，秋禾成熟，还不得过八月三十日纳足，有湿恶不实者罚之）。嘉定末，真德秀帅长沙行之。然今所在州县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为式，凶年饥岁，人多赖之。然事久而，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无可给，或拘纳息米而未尝除免，甚者拘催无异正赋。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养矣。
朱子《建安五夫社仓记》曰：“予惟成周之制，县都各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於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於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递相传授，或至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国家爱民之深，其虑岂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岂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听其所为，则恐其计私以害公，欲谨其出入，同於官府，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难之而有弗暇耳。
又《金华社仓记》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之青苗为说耳。
以予观於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
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尝极论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高宗绍兴，於江、浙、湖南博籴（博籴极边粮草，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桩紧便钞，然后召人入籴也。所谓“紧便钞”谓水路紧便处紧便钞，谓上三山场榷务也），多者给官诰，少者给度牒。於是或以钞引数多不售，而吏缘为奸，人情大扰。於是减损其价，劝诱富实积粟之家，不拘官户、编户。至於斗面加抬有禁，专斗乞取有禁，凡朝廷降金银钱帛和籴，而州县阻节不即支还者有罚。四川有对籴米，谓如税户甲家当输百石，则又科籴百石，所输倍於正税，皆军兴后科配也。
绍兴八年，侍御史萧振言：“经制司籴米，一例抛降数目与诸州，如此则诸州不免抛下诸县，诸县科与百姓，是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经制一司张官置吏，止为收籴一事，如何抛与诸州？乞别选官置场收籴。”从之。
十五年，诏禁州县减克价钱，横敛脚费，如盘量出剩，监官计剩数科罪。
十八年，户部奏免和籴，而命三总领置场籴之。孝宗干道三年，诏州县只以本钱坐仓收籴，得强配於民。
四年，籴本不给度牒、关引，只降会子，品搭钱粮，每石价钱二贯五百文，又令人户自行量概。凡江西、湖南民不便於关子，令两路缴回。
淳熙四年，诏四川旱伤处免籴。上谕执政曰：“闻总司籴米皆散在诸处，万一军兴而屯驻处无米，临时岂不误事。大抵赈粜未可岁循环，以备凶荒；桩积米须留於要害屯军所在，庶几军民皆便。”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上令急於求米，则民重米；缓於求米，则民轻米。所缓则贱，所急则贵）。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谓贾人之多蓄积也），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给，足也，以十取百）。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忠，士不尽死矣。计本量委则足矣（委，积也），然而民有饥饿者，有所藏也（谓富人多藏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轻之之时，官为敛籴；人重之之时，官为散之）。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钅强，千万（六斛四斗为锺。钅强钱贯）；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钅强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谓供奉），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豪，谓轻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羡，余也，羊见反）不足而御其财物。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则以币与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则古之理财赋，未有不通其术焉（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以币与衣者，“与”当为“易”，随其所贱而以币易取之，则轻重贵贱由君上也）。”桓公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对曰：“请勿施於天下，独施之於吾国。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国之广狭、肥硗，人之所食多少，其数，君素皆知之），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於州县里蓄积钱币，所谓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钅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钅强百万）。
於是县州里受公钱（公钱，即积委之币）。泰秋，国去参之一（去，减也，邱吕反），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价而收藏之），国三分，则二分在上矣（言先贮币於县邑，当秋时下令收籴也。则魏李悝行平籴之法，上熟籴三舍一，中熟籴二舍一，下熟中分之，盖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约中熟为准耳）。泰春，国倍重数也；泰夏，赋以理田土；泰秋，田之存子者若干。今土敛以币，人曰无币，以，则人之三有归於上矣（言当今贵之时，计其价，以赋与人，秋则敛其币。虽设此令，本意收其，人既无币，请输，故归於上）。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重之相因，若春时贵与也。时之化举，若秋时贱收也。因时之轻重，无不以术权之）。则彼诸侯之十，吾国二十，则诸侯归吾国矣。诸侯二十，吾国十，则吾国归於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重流，谓严守价，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泄矣（泄，散也，吾不散出）。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倍重，诸侯之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也。利不夺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经国，常有十国之也。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籴甚贵伤人（此人谓籴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於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计人岁终长四百石，官籴三百石，此为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余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籴二百石，此为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余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籴其五十石，云下熟籴一，谓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饥则收百石（平岁百亩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饥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饥三十石（收三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饥之率）。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官以敛藏出粜），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人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按：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於齐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国，李悝之意专主於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於农人服田力穑之赢余，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汉五凤中，岁数丰穰，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
“故事，岁漕关东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足供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后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仓。按：《后汉书·刘般传》，显宗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
帝乃止。然则岂后来卒置之欤？般所言者，后世常平之。常平起於孝宣之时，盖至东汉而其已如此矣。
晋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於穰岁而上不收，贫人困於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未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於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治建业，今江宁郡），南徐州二百万（治京口，今丹阳郡），各於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治寿春），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治浔阳），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今江陵），郢州三百万（治江夏），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今长沙），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治汝南，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万（治历阳），南兖州二百五十万（治广陵），雍州五百万（治襄阳），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於所在市易。
后魏孝庄时，秘书丞李彪上奏曰：“今山东饥，京师俭。臣以为宜折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於仓，时俭则减私之十二粜之。如此，人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钱以取官粟，年丰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明帝神龟正先之际，自徐、扬内附之后，收内兵资，与人和籴，积为边备也。
北齐河清中，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一年之粮，逐当州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齐制：岁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籴之物，依价籴贮。后周文帝创制六官，司仓掌辨九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秋敛。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帝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
隋文帝开皇三年，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
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京师置常平监。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於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至十五年，以义仓贮在人，多有费损，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於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於余处，灵、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又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并於当县安置。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致堂胡氏曰：“赈饥莫要乎近其人。隋义仓取之於民不厚，而置仓於当社，饥民之得食也，其庶几乎？储备如此，他日关中大旱，民犹不免食粟糠豆屑，帝亲帅之如洛阳就食，况素无备乎！百姓知挤於沟壑耳。后世义仓之名固在，而置仓於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良有司敢以闻矣，比及报可，委吏属出，而文移反覆，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耳，县邑乡遂之远，安能扶携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能赈者其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视流散，无矜恤之心，则国家大祸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镇，炀帝之四方，鱼烂河决，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备无患，当以隋文当县置社仓为法，而择长民之官，行恤农之政，其庶有瘳乎！
唐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尚书左丞戴胄建议：
“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善之，乃诏：
“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至秋而偿。”其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开元七年，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资、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
二十二年，敕：“应给贷粮，本州录奏，待敕到，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两石，七口以下三石；给粟，准米计折。”
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豆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
天宝八载，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
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
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太原仓（二万八千百四十石）
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粮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东道（一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陇右道（二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
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粮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
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
陇右道（二十万三十四石）
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常平仓粮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万一千九十石）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万七百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六十万二千三十石）二十八年，敕：“诸州水旱，皆待奏报，然后赈给。道路悠远，往复淹迟，宜令给讫奏闻。”
天宝六载，太府少卿张奏：“准敕节文，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
若百姓未办钱物者，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商量，其余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元宗复置之。其后，第五畸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蓄本钱。至是，赵赞又言：“自军兴，常平仓废垂三十年，凶荒溃散，馁死相食，不可胜计。陛下即位，京城两市置常平仓官，虽频年少雨，米不腾贵，可推而广之。宜兼储布帛。请於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德宗纳其策。属军用蹙迫，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供军，於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廪益羡。自是，元宗不复和籴於东都。
按：唐都关中，而关辅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故常恃转漕东南之粟，而东南之粟必先至东都，然后浮河、渭，溯流以入关，是以其至也难。故开元以前，岁若不登，天子尝移跸就食於东都。自牛仙客献策和籴，然后始免此行。然肃、代之后，既无东幸之事，东南馈饷稍不至，则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忧。
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征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后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於畿外之诸侯，籴米粟於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益见其不足耳！
天宝中，岁以钱六千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递输京仓者百余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贞元初，吐蕃劫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户无几。诸道代兵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於关中。宰相陆贽以“关中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价四十余，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以所减米粜江淮水灾州县，斗减时价五十以救之。京城东渭桥之籴斗，增时估三十以利农。以江淮籴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遗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然不能尽用贽议。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於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后贮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仓。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於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忻便乐输。
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追蹙鞭挞，甚於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白居易上疏曰：“和籴之事，以臣所观，有害无利。何者？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今则不然，配户督限，蹙迫鞭挞，甚於税赋，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且本请和籴，惟图利人，人若有利，自然愿来。今若除前之，行此之便，是真为和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则不如折籴。折籴者，折青苗税钱，使纳斗斛，免令贱粜，别纳见钱，在於农人，亦真为利。况度支比来所支和籴价钱，多是杂色匹段，百姓又须转卖，然后将纳税钱。至於给付不免侵偷，货易不免损折，所失过本，其可知。今若量折税钱，使纳斗斛，则既无贱籴麦粟之费，又无转卖匹段之劳利归於人，美归於上，则折籴之便，岂不昭然？由是而论，则配户不如开场，和籴不如折籴，亦甚明矣。臣久处村，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闻。伏望宸衷俯赐详察。”
元和六年，制：“京畿旧已尽，粟麦未登，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诸道州府有乏粮处，依例借贷。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赈贷并停征，容至丰年，然后填纳。”
元和七年，户部奏今年冬诸州和籴贮粟：泽蔡四十万石，郑、滑、易、定各一十五万石，夏州八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灵武七万石，振武、丰州、盐州各五万石，凡一百三十万石。令於时价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劝农，国有常备。
十二年，诏诸道应遭水州府，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事赈给，讫具数闻奏。十三年，户部侍郎孟简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斗斛，请准旧例减估出粜，但以石数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县得专达，以利百姓。”从之。
长庆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籴扰人罢之。
四年，诏於关内、关外折籴、和籴一百五十万石，用备饥歉。
宝历元年，以两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籴二百万斛，以备灾。
开成元年，户部奏：“应诸州府所置常平、义仓，伏请今后通公私田亩别纳粟一升，逐年添贮义仓。敛之至轻，事必通济，岁月稍久，自致盈充，纵逢水旱之灾，永绝流亡之虑。”从之。太和，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
宋太祖皇帝干德元年，诏曰：“多事之后，义仓废寝，岁或小歉，失於豫备。
宜令诸州於所属县各置义仓，自今官所收二税，石别税一斗贮之，以备凶歉给与民。”
三年，诏民有欲借义仓粟充种食者，令州县即计口给计以闻，勿俟报；义仓不足，当发公廪者奏待报。
四年，诏曰：“诸州义仓，用振乏绝，颇闻重迭输送，未免劳烦，宜罢之。”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仓，许商人输粟，优其价，令执券抵江淮，给其茶、盐，每一百万石为一界，禄仕之家及形势户不得辄入粟。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价甚贱，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以贮之，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
五年，令诸州置惠民仓，如稍贵，即减价粜与贫民，不过一斛。
真宗咸平二年，於福建置惠民仓。
真宗景德三年，诏於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各置常平仓（惟沿边州郡则不置），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小州或二三千贯，付司农司系帐，三司不问出入，委转运使并本州委幕职一员专掌其事。每岁秋夏加钱收籴，遇贵减价出粜，凡收籴比市价量增三五文，出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大率万户岁籴万石，止於五万石，或三年以上不经粜，即回充粮廪，别以新粟充数。
天禧四年，诏荆湖、川陕、广南并置常平仓。
又诏诸州通河及大路人烟繁处多籴，其僻在山险之处，止约本处主客户收籴。
咸平六年，出内府绫罗锦绮，计直百八十万，与河北转运使定价市鬻籴粟实边。
景德元年，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自兵罢后，凡边州积可给三岁，即止市籴。大中祥符初，连岁登稔，乃合河北、河东、陕西增籴，靡限常数。初，河东既下，减其租赋。是后，有司言其地沃民勤，多积，乃请每岁和籴，随常赋输送，其直多折色给之。又京东西、河北、陕西切须粮食，则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其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江、淮、湖、浙诸州置场和籴，以裨岁漕。
天圣三年，权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买、和籴夏秋粮草，虽逐处开场，多被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外面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宫中急市，即添价将籴买者中卖，致粮草怯弱，枉费官钱不少。乞行下及早开场，依见卖时估，趁时籴买，不得容信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需，其中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低弱。盖因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月俸余剩，或籴米买粗弱斗斛支籴，以互相容隐，致亏损官钱。军人请得恶弱口粮，或形嗟怨。乞严禁绝。”从之。
陕西籴，岁预给青苗钱，自天圣中罢不复给。
河北旧有便籴之法，听民输粟边州，而京师给以缗钱，钱不足，即移文外州给之，又折以象牙、香药。景德元年，三司请令河北有输藁入官者，准便籴粟麦例，给八分缗钱，二分象牙、香药，其广信、安肃、北平粟麦、悉以香药博籴，从之。自有事二边，戍兵浸广，师行馈运，仰於博易，有司务优物估，以来输入。
仁宗留意兵食，发内藏库金帛以助籴者，前后不可胜数。宝元中，出内库珠直缗钱三十万，以赐三司，因谕辅臣曰：“此无用之物，既不欲捐弃，不若散之民，收其直助边，亦可纾吾民之敛。”神宗留意边备，务广储蓄。熙宁五年，诏以银、绢各二十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赊买，收本息封桩，以备边费。自是，三路封桩，所给不可胜计，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务，或取之他路转运司，或赐常平钱，或鬻爵、给度牒，而出内藏钱帛不与焉。
元丰元年，诏：“河东路十三州岁给和籴钱八万余缗，自今罢之，以其钱付转运司市粮草。”
时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言：“十三州二税三十九万二千余石，和籴八十二万四千余石，所以灾伤旧不除免，盖十三州税轻，又本路恃为边储，理不可阙。其和籴，旧支钱、布相半，数既畸零，民病入州县之费，以钞贸易於市人，略不食半，公家实费，民乃得虚名。欲自今罢支籴钱，岁支与沿边州郡市粮草封桩，遇灾伤，据民不能输数补填，如无灾伤，三年一免输。”朝廷用其议。
五年，诏以开封府界、诸路封桩阙额禁军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息钱，并输籴便司为本。寻诏瀛、定、澶等州各置仓，凡封桩，三司毋关预，委度支副使蹇周辅专其事。
结籴 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熙河路军储，得七万余石，诏运给焉。未几，商人王震言：“结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经年方输者。”诏措置熙河财用孙迥究治以闻。
寄籴 元丰二年，籴便粮草王子渊论纲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故设内郡寄籴之法，以权轻重。”
籴 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贯，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籴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籴，即百姓米无所粜，自然价损，非唯实边，亦免伤农。”帝以为然，乃诏岁以米盐钱钞、在京粳米总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预给钱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绿边籴粟麦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籴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均籴 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奏行之，以人户家业田土顷亩均敷，上等则所均斛斗数多，下等数少。五年，言者谓：“均籴之法推行往往不齐，故有其先桩本钱，已籴而不偿其直，或不度州县之力而敷数过多，有一户而籴数百石者。”於是诏诸路毋辄均籴。既而州县以和籴为名，裁价低下，转运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籴之数，诏约止之。
博籴 熙宁七年，诏河北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用余粮，减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后秋成博籴。崇宁五年，诏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绸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
兑籴 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於麦熟州郡及时兑籴。元二年，尝以岁丰麦贱，下诸路广籴，诏后价若与本相当，即许变转兑籴。
括籴 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请并边籴买，务榜谕民，毋得与公争籴，即官储有之，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
按：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於籴也。平籴法始於魏李悝，然丰则取之於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於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熙、丰而后始有结籴、寄籴、籴、均籴、博籴、兑籴、括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又法令素宽，致有此弊。后来惩其弊，所以只籴之於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於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则其为民病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
先是，常平仓领於司农寺。景初，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使吴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从之。不数年，常平积有余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数移用，畜藏无几。自景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诏京西发常平粟以赈贫民，自是，数以赈贷，而聚敛者或增旧贾以粜，欲以市恩，诏戒之。
又诏岁歉发以济饥者，不复督取。然常平之积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自干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中，集贤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请复置，大略谓“宜令五等以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随税以入，水旱减税则免输。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於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可备饥歉。兼并之家占田广，则义仓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狭，则义仓所入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实受其赐，损有余，补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会议，而议者异同。遂诏止令上三等户输粟，已而复罢。庆历初，贾黯又请立民社义仓，然牵於众论，终不果行。
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请：“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计兑换。
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豫给者听之。令随税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转运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
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凡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多少，分遣官提举，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有绪乃推之诸路。
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转移法。”并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一员，以朝官为之，管句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按：青苗钱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征钱也，取息也，抑配也。今观条例司所请，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未尝专欲征钱也。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未尝取息也。曰愿给者听，则未尝抑配也。盖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而施行之际，实则不然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则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乃止。会河北转运司当公事召议事，奏乞度牒数千道为本钱，於陕西转运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请施之河北，安石遂行之四方。苏辙以议不合罢。
熙宁二年，帝阅群臣奏，以仪鸾司官孙思道言坐仓事，善之。坐仓者，以诸军余粮愿粜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於仓也。诏条例司条例以闻，条例司请如嘉附令敷坐仓故事行之。
曾公亮谓支米有量数不同，难以立价。帝曰：“家各有斗，人自知其所得之多寡，虽定价，庸何伤？然此法第以恤军班防监人可也。”安石曰：“诚然。今立价自一千至六百，过此则军人自粜，与民所定价亦平，更增数钱，未至伤民。价钱贱於所定，则军人受惠矣。”帝曰：“善。”而司马光恐其动众，因经筵进对，为帝言之。吕惠卿曰：“诸军粜石米，止得八百。募其愿以一千粜之，何以致动众？”王亦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至京师。今京师乏钱，及用钱百坐仓籴一斗，此极非计。”异日，帝又谓执政坐仓籴米何如？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帝曰：“未尝也。”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余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於一时之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也。”惠卿曰：“今京师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籴取，以供京师发泄，必甚贱伤农矣。
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
元符以后，又有低价抑籴之，诏禁之。
三年，诏：“青苗钱不许抑配。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禁止，敢沮遏愿请者，按罚亦如之。”
初，敕旨放青苗并听从便，而提举司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兼贫富相兼，十人为保，以富者为保首。
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喧然以为不便。而广廉入奏言民歌舞圣德，会言者交攻，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判大名府韩琦言：“熙宁二年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纳则甚难。故自制下以来，官吏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与无业客户或愿请，而将来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诸有阙，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於一时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上乃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有青苗，而使者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曰：“苟从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遗法也。”上终以琦说为疑，与安石问难，安石翌日遂称疾不出。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即欲奉诏，赵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再视事，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今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耳，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如预买绸绢行之已久，亦何常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初，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乃面责曾公亮等，公亮不能抗。
右谏议大夫司马光言：“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搔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於人，故其家常有嬴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告告》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嬴余，急则取债於人，积不能偿，至於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者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於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春债未了，秋债复来。历年浸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长无苏息之期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谁从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钱凡几千万缗，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州县之吏果有仁心爱民者，安得不为之请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民，岂可视其流亡转死而必责其所负，其势不得不从请者之言也，然则官钱几千万缗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钱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闾胥里长於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此可以谓之善计乎？且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贱不伤农，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无过於此，比来所以隳废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又以其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国家每遇凶年，供军仓自不能足用，固无羡余以济饥民，所赖者只有常平仓钱耳。今一旦尽作青苗钱散之，向去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以何赡乎？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库钱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前日天下常平仓钱共约一千余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仓之害尤大也。”
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看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格，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缪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钱、曲钱、鞋钱之类，凡十余件，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绸绢斛斗低估价直，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每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备收卖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柰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
且坊郭有物力人户，从来不曾见肯零籴常平仓斛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欲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惟陛下深详其妄。
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纷，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光又言：“青苗钱虽不令抑勒，而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於抑勒也。”
知青州欧阳修言：“田野之民蠢然，安知《周官》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为必若使天下晓然知非为利，则乞除去二分息，但纳本钱。”又言：“夏料钱於春中散，犹是青黄不接之时，尚有可说。若秋料於五月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阙，直是放债取利耳。若二麦不熟，则夏料尚欠，岂宜更秋料钱？以此而言，秋料可罢不散。”中书言修擅止给青苗钱，欲下问罪，诏放罪，改知蔡州。知亳州富弼亦坐论青苗移镇。
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贷贳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举。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取青苗钱，乃别为一赋以之也。”坐谪监南康盐酒税。
七年，上患常平官吏多违法，安石曰：“若常平稍多县分专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给纳役钱及常平，度不过置五百员，费钱三十万贯。今岁收息至三百万，但费三十万，不为冗费也。”上从之，至元元年罢。
帝以久旱为忧，翰林承旨韩维言：“畿县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帝颇感悟。
著作佐郎黄颜言：“给纳青苗钱，乞诏州县视年丰荒为给散多少，以元散数为额。”
七月，帝以诸路旱灾，常平司未能赈济，谕辅臣曰：“天下常平仓若以一半散钱取息，一半减价粜贵，使二者如权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赐。”自是诏诸路州县，据已支见在钱通数，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
九年，诏司农寺自今两经倚阁常平钱人户，更不得支借钱斛。帝谓“天下常平钱，十常七八散在民。又连岁灾伤，倚阁迨半。止务多给计息为功，不计督索艰难，岂惟亏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挞必众”故也。
十年，提举两浙路常平言：“灾伤累年，丁口减耗。凡九年以前逃绝户已请青苗钱斛，见户有合摊填者乞需丰熟日理纳外，更有全甲户绝，输偿不足，或同甲内死绝，止存一二贫户难以摊纳者，更乞立法。”从之。
元丰元年，诏：“常平仓钱，当输钱而愿入若金帛者，官立中价示民，物不尽其钱者足以钱，钱不尽其物者还其余直。又听民以金帛易，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钱当给若粜，皆用九年诏书通取，留一半之余。”
六年，户部言：“准朝旨，诸路散敛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敛散之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粮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三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处，户部下提举司具析以闻。
八年八月，诏给散青苗不许抑配，仍不立定额（时哲宗已即位）。哲宗元元年二月，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左正言朱光庭言：“天下青苗钱除支外，见在钱数尚多。乞并用收籴可存留斛斗，凡遇丰年则添价以籴，遇岁饥则减价以粜，大饥则贷之，候丰岁输还，更不出息。”
门下侍郎司马光子言：“常平之法，公私两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县阙常平籴本钱，虽遇丰岁，无钱收籴。又有官吏怠慢，厌籴粜之烦，虽遇丰岁，不肯收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当收成之时，农人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粜入官。是以农夫粜，止得贱价，官中籴，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又有官吏虽欲趁时收籴，而县申州，州申提点刑狱，提点刑狱司申司农寺取候指挥，比至回报，动涉累月，已至失时，价倍贵。是致州县常平仓斛斗有经隔多年，在市价例终不及元籴之价，出粜不行，堆积腐烂者。此乃法因人坏，非法之不善也。”
四月，诏再立常平钱给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并纳者止出息一分。
左司谏王岩叟、中丞刘挚、右司谏苏辙等交章言其非。右仆射司马光子乞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曰：“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利民，故当时指挥，立取人户情愿，不得抑配。自后因提举官速要近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句集，或排门钞。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亲，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朝廷深知其，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校，访闻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给常平钱斛，限二月或正月，只为人户欲借者，及时得用。又令半留仓库，半出给者，只为所给不得辄过此数。又令取人户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前朝本意。虑恐州县不晓朝旨本意，将谓朝廷复欲多散青苗钱，广收利息，句集抑配，督责严急，一切如向日置提举官时。今欲续降指挥，令诸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并须候人户自执状纳保，赴县乞请常平钱之时，方得勘会，依条支给，不得依前句集钞，强行抑配。仍仰提点刑狱常切觉察，如有官吏以此为法骚扰者，即时取勘施行，若提点刑狱不切觉察，委转运、安抚司觉察闻奏。”从之。录黄过中书省，舍人苏轼奏曰：“臣伏见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独因旧，少加损益，欲行纟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言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犹在也。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受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於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十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未免於设法罔民。便一时非理之私，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后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者，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己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后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青苗钱，四月二十六日指挥，尽纯仁意。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不报。光寻具子，乞约束抑配，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於帘前曰：“近者，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
按：元初，温公入相，诸贤并进用，革新法之病民者如救眉燃，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罢青苗钱，复行常平仓法矣，未几而复有再给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请乃出於范忠宣。虽曰温公在告，不预知，然公其时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给钱斛之说，则非全不预知也。后以台谏交章论列，舍人不肯书黄，遂大悟而不复再行耳。至於役法，则诸贤之是熙宁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杂然并行；免役六色之钱，仍复征取。然则诸贤虽号为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中盖未尝有一定之见，宜熙、丰之党后来得以为辞也。然熙宁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举司复以多散为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其行助役也，既取一分之宽剩，而复征头子钱，民输钱日多，而雇人给直日损，遂至宽剩积压。此皆其极处。至绍圣，国论一变，群奸唾掌而起，於绍述故事宜不遗余力。然考其施行之条画，则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额抑配；人户助役钱宽剩亦不得过一分，而蠲减先於下五等人户，则聚敛之意反不如熙宁之甚矣。观元之再行青苗，复征六色役钱，则知兴利之途，虽君子不能尽窒之。观绍圣之青苗取息，役钱宽剩皆止於一分，则知言利之名，虽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储贵发贱敛，以赈凶饥，广畜储，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惩常平积滞不散，侵移他用之，则青苗未尝不可行（晦之说如此）。以坊场扑买之利及量征六色助役之钱，以资雇役，所征不及下户，不取宽剩，亦可以免当役者费用破家之苦，则助役未尝不可行（二苏之说如此）。介甫狠愎，不能熟议缓行，而当时诸贤又以决不可行之说激之，群忄佥因得以行其附会谋进之计，推波助澜，无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后来章、蔡诸人之上矣。绍圣绍述之事，章为之宗主，然元时尝言：“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将益甚矣。”其说不惟切中元之病，亦且深知熙、丰之非。然则后来之所以攘臂称首者，正张商英所谓热荒要做官，而民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尝不了然中也，其奸人之雄欤！
绍圣二年，户部尚书蔡京乞下有司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言：“自元罢提举官，钱为他司侵借，所存无几。欲乞追还向所侵借，令当职官依限给散，以济乏阙，随夏秋税偿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右承议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其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徽宗政和八年御笔：“常平敛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来，诸路欠阙，至未及散而遽取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令常平司恪遵条令，敛散必时，违者以大不恭论。”
宣和五年，诏：“州县每岁支常平钱，多是形势户请求，及胥吏诈冒支请。令天下州县每岁散钱既毕，即揭示请人数目，逾月敛之，庶知为伪冒者得以陈诉。”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籴，州县视为文具，以新易旧法也。有损失蠹腐而未尝问，不许借贷法也。有悉充他用用实无所储。”诏委官遍行按视。
绍兴九年，宗丞郑鬲乞以常平钱於民输赋未毕之时，悉数和籴，即诏行之。
上因谕宰执曰：“常平法不许他用，惟时赈饥。取於民者还以子民也。”
二十八年，赵令讠艮言：“州县义仓米积欠陈腐，乞出粜，及水旱灾荒，不拘检放，及七分便许赈济。”沈该奏：“在法，义仓止许赈济，若出粜恐失初意。”乃令量粜三之一，桩收价钱，次年收籴拨还。孝宗干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鳏寡孤独、老幼疾病之人，乞依干道九年依例取拨常平义仓赈给。”上命以常平米低价出粜，以义仓米赈济。
宁宗庆元四年，臣僚言：“州县受纳苗米，於法，义仓米合於当日支拨，而因循於州用，不复拨还；人户纳苗稍及分数，例多折纳价钱，其带义仓钱并不许拨，此因纳苗而失陷义仓也。至如绍兴府人户就行在省仓送纳湖田米，其合纳义仓多不催理，此因湖田纳米而失陷也。如淮、浙盐亭户纳盐以折二税，其合纳义仓多是不曾拘催，此因纳盐而失陷也。常平失於兑换，因致陈损，此仓庾陈腐之也（常平米止许递留一年，以新纳秋苗换易支遣）。常平专法，主管官替移，无拖欠失陷方与批书离任，今公然兑借，阳为自劾，更不补还，此州县兑移之也。常平和籴合专置仓廒，今州县多因受纳，以收到出剩拨归常平仓，赢落价钱，此收籴官吏之也。诸没官产业并户绝、僧、道田卖到钱数及亡僧衣钵法，当拘入常平，州县侵渔，鲜曾拨正，此出卖官产之也。若乃吏胥之禄，合於免役钱内支给，而所催役钱，在州则主管官应副人情，在县佐以为公用。已催之数既不以供支遣，又於方场钱内拨支，未尝入以为出。如公吏差出，其本身初不请常平钱，乃诡名借请，或元非差出，而妄作缘故。至於吏胥自有定额，今守ヘ视常平钱米为他司钱物，吏额日增，请给日广，常平司委而不问。若夫借请，在法二分克纳，今或一例借欠，动至数百千，例不除克，此其不一也，倘不为之堤防惩革，则诸蓄日寡，荒政无备。乞明诏诸路提举常平官讲求措置，亟去前，责令逐州每季以本州及属县收支常平义仓等钱米逐项细数，申常平司，不得泛言都数。
然后参照条法，逐一审订，稍有失收、失支，勒令填纳，或有情弊，必於法。”
嘉定十一年五月，臣僚言：“顷岁议臣有请计义仓所入之数，除负郭县就州输纳外，余令逐县置数，自行收受，非惟革州郡侵移之，抑亦省凶年转般之劳。
曩时州仓随苗带纳，同输一钞，今正苗输之州，义仓输之县，则输为两输，钞为二钞矣。曩时鼠雀之耗蠹，吏卒之需求，一切倚办於正税，而义仓不预焉，今付之於县，既无正税，独有此色，耗蠹、需求又不能免矣。於是议臣有请令人户义仓仍旧随正税，从便就州作一钞输纳，而州县复有侵移之。臣闻绍兴初，台臣尝请通计一县之数，截留下户苗米，於本县纳，开禧初，议臣之请亦如之。盖截留下户之税米，以补一县之义仓，其余上户则随正税而输之州；州得以补偿其截留下户之数，州不以为怨；县得此米，别项储之以备赈济，使穷民不致於艰食，则县不以为挠。一举而三利得，此上策也。惟是负郭之义仓则就州输送，自如旧制，至於属县之义仓则令丞同主之，每岁之终，令丞合诸乡所入之数，上之守贰；守贰合诸县所入之数，上之提举常平；提举常平合一道之数，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纸，考其盈亏，以议殿最。”从之。
○社仓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东提举朱熹言：“干道四年间，建民艰食。熹请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请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任赈济，夏受粟於仓，冬则加二计息以偿。自后逐年敛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见管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十五里，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请以是行於司仓。”时陆九渊在敕令局，见之叹曰：“社仓几年矣，有司不复挂墙壁，所以远力无知者。”遂编入《赈恤门》（凡借贷者十家为甲，甲推其人为之首，五十甲则本仓自择一公平晓事者为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结甲，其有藏匿逃军及作过无行止人，互相觉察。及有税钱衣食不阙者，并不得入甲。仍问人户愿与不愿入甲，开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儿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儿减半，五岁以下不预请，甲头加请一倍。社首亲自审订虚实，取各人亲手押字，类聚齐备，赍赴本仓。再自审其无，然后逐一排定，甲头写上都簿，明载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给，关与甲头收执请。仍分两时支散，初当下田时。次当耘耨时，秋禾成熟，还不得过八月三十日纳足，有湿恶不实者罚之）。嘉定末，真德秀帅长沙行之。然今所在州县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为式，凶年饥岁，人多赖之。然事久而，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无可给，或拘纳息米而未尝除免，甚者拘催无异正赋。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养矣。
朱子《建安五夫社仓记》曰：“予惟成周之制，县都各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於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於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递相传授，或至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国家爱民之深，其虑岂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岂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听其所为，则恐其计私以害公，欲谨其出入，同於官府，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难之而有弗暇耳。
又《金华社仓记》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之青苗为说耳。
以予观於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
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尝极论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高宗绍兴，於江、浙、湖南博籴（博籴极边粮草，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桩紧便钞，然后召人入籴也。所谓“紧便钞”谓水路紧便处紧便钞，谓上三山场榷务也），多者给官诰，少者给度牒。於是或以钞引数多不售，而吏缘为奸，人情大扰。於是减损其价，劝诱富实积粟之家，不拘官户、编户。至於斗面加抬有禁，专斗乞取有禁，凡朝廷降金银钱帛和籴，而州县阻节不即支还者有罚。四川有对籴米，谓如税户甲家当输百石，则又科籴百石，所输倍於正税，皆军兴后科配也。
绍兴八年，侍御史萧振言：“经制司籴米，一例抛降数目与诸州，如此则诸州不免抛下诸县，诸县科与百姓，是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经制一司张官置吏，止为收籴一事，如何抛与诸州？乞别选官置场收籴。”从之。
十五年，诏禁州县减克价钱，横敛脚费，如盘量出剩，监官计剩数科罪。
十八年，户部奏免和籴，而命三总领置场籴之。孝宗干道三年，诏州县只以本钱坐仓收籴，得强配於民。
四年，籴本不给度牒、关引，只降会子，品搭钱粮，每石价钱二贯五百文，又令人户自行量概。凡江西、湖南民不便於关子，令两路缴回。
淳熙四年，诏四川旱伤处免籴。上谕执政曰：“闻总司籴米皆散在诸处，万一军兴而屯驻处无米，临时岂不误事。大抵赈粜未可岁循环，以备凶荒；桩积米须留於要害屯军所在，庶几军民皆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