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选举考九
作者：○举官《虞书》：“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载，行。采，事也。称其人之有德，必举事以为验）。”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宽弘庄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乱，治也），扰而毅（扰，顺也。毅，果也），直而温，简而廉（性简易而有廉隅），刚而塞（刚断而实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明九德之常，以择人而官之）！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九德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思也。卿大夫称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须明行之，可以为卿大夫）；日严敬六德亮采，有邦（严敬其身，行六德，可为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
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周官》：“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按：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然则举士之与举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后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举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校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於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於礼部而得官者，则士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统之。然三代、两汉之时，二者本是一事，故摭其事实，原其法意之详於士者入《举士门》，详於官者入《举官门》。然大概未尝各自立法，於后世之为也，故所纪多互见，必参考然后得之。
秦自孝公纳商鞅策，富国强兵为务，仕进之涂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汉高祖十一年，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荣之。布告天下：其有意称明德者，御史、中执法、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署行、义及年。有而不言，觉，免。”（详见《举士门》）
景帝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赀少则不得官，朕甚怜之。减至四算算得官。”（详及注见《赀选门》）
汉制，凡郡国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调僚属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於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或至千人，属光禄勋。
故卿校、牧守居闲待诏，或郡国贡送、公车征起，悉在焉。光禄勋复於三署中铨第郎吏，岁举秀才、廉吏，出为他官，以补阙员。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故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负俗，谓被世讥论也）。夫泛驾之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先公曰：“汲黯常谏帝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供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材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尽用，与无材同，不杀何施？’盖至是名臣文武欲尽，则黯之说十余年而遂验矣。帝徒知杀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难也，无怪乎诏下而无有应举者。虽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气亦浸定矣。”
元帝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淳厚、谦逊、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师古曰：“始令丞相、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按：西都举人之法，如孝廉及贤良方正，有未仕而举者，有既仕而举者。至是，复诏举此四科。盖未仕者则以此开选举之门，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课之法也。
成帝阳朔二年，奉使者不称，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元延元年，诏以日食、星陨，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诏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东汉之制，选举於郡国属功曹，於公府属东西曹，於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
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一人，监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改前汉常侍曹尚书为吏部尚书，其所进用，加以岁月先后之次。又诏三公以四科辟召。（见《辟举门》）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材四行（四行，淳厚、质朴、谦逊、节俭也）。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
章帝时，诏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举士，先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其德行尤异不宜试职者，疏於他状；举非人兼不举者，罪。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复用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和帝永元五年，诏曰：“选举良材，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县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著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务，非独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伤，由法不行故也。”
安帝永初二年，诏王主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
永初五年，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安帝时，三府任轻，陈忠上疏曰：“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於三公。”
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
顺帝阳嘉元年，诏曰：“者以来，吏政不勤，於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令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三公也）。
其简叙先后，情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中。”
二年，郎ダ上疏曰：“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复不归贡举者？”书奏，帝复使对尚书，ダ对曰：“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尚书职在几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故选举之任亦在尚书。今陈忠之说如彼，而郎觊之说复如此，要之，三公与尚书均是人也，得其人则皆能举贤，失其人则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则何所不至？而谓其“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意不得通”，疏矣。
永和三年，令大将军、三公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左雄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任将帅，直尝坐赃受罪，周举以此劾奏雄。雄曰：
“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举曰：“诏书使郡选武猛，不使郡选贪污也。”
桓帝时，纲纪隳紊，凡所选用，莫非情故。时议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之人，不得相临，遂有三互法（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是时，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钜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
禁网益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经时不补。议郎蔡邕上言曰：“幽、冀旧壤，缺职经时，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而坐设三互，自坐留阂。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於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岂复顾循三互，限以未制？愿蠲除近禁，无拘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
灵帝时，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按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劳苦乎？”
黄琬为五官中郎将，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於是琬、蕃同心，显用名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坐免官禁锢。曹公初建魏府，以毛、崔为东曹掾吏，铨衡人物，选用先尚勤俭，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砺名节，务从约损。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好车者，不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伪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见《举士门》）
汉昭烈既崩，诸葛孔明秉政，惩恶举善，量能授任，不计资叙。时犍为郡守李严以杨洪为功曹，严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为蜀郡守。洪门下书佐何有才策，洪未去郡，而已为广汉郡守。
孙氏有江东，选曹尚书主选举。吴郡暨艳性峭刻，好清议，为尚书，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艳欲激浊扬清，别其善否，乃选三署，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居位贪婪，志节卑污者，皆以为军吏，置之营府。於是怨声嚣然，竞言艳用私情，亏公法，艳坐自杀。
明帝太和之后，俗用浮靡，递相标目，而夏侯、诸葛、何、邓之俦，有“四聪”、“八达”之称，帝深所嫉恶。於是士大夫之有名声者，或禁锢废黜以惩之。帝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
其后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缺，刘著《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古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贤而自至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才之道也。在朝之土相让於上，下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不肖灼然殊矣。故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材，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耶？
直以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於稷、契及咎繇，益让熊罴，伯夷让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於此。季代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推之四征、尚书、郡守皆然。夫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
夫人情争则欲毁已所不如，让则竞推於胜已。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详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犹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皆知进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则无由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止矣。”
齐王嘉平初，夏侯元请使官长各考其属能否，而中正则惟考行迹。（详见《举士门》）晋武帝泰始七年，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又令举守令之才。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凡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山涛为吏部尚书，再居选职，共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於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之。”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浸。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侍中彭权迁，当选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简有雅量，在朝廷足以肃正左右；卫将军王济才高美茂，后来之冠，此二人诚顾问之秀。圣意倘惜济主兵者，骁骑将军荀恺智器明敏，其典宿卫，终不减济。博士祭酒庾纯强正有学义，亦堪此选。国学初建，王、荀已亡，纯能其事，宜当小留，粗立其制，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否？又尚书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将军祜体义立政，可以肃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将军虽不整，正须筋力，戎马间犹宜得健者。征北大将军贞正静一，中书监荀勖达练事物。三者皆人彦，不审有可参举者不？”
王戎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
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宜免戎官。”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戎与时卷舒，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
王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於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谓裴拙於用长，荀勖工於用短，陈道宁纟畏々（初六反）如束长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戎，辄疾不之见，敦后果为逆乱。其鉴赏先见如此。按：西晋时，以吏部尚书执用人之柄，山涛、王戎相继居是职，二人虽贤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鉴。《巨源启事》中所处分者，内则要地，外则方面；戎所评议者，亦一时名胜，非后进小吏也。盖当时尚书权任之重如此。后来居是职者，既未尝有二公之鉴识，且其所权衡，不过么么微官，所谓“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者是也。
近世叶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与人者，乃昔日铨选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职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为宰相之大权，则怪铨选为奉行文书之地也。使今日铨选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选尽归铨部，然后大臣知职任，而铨选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书、侍郎不虚设矣。”此语足以箴后来之失。然后来之大臣，苟非作奸擅权、固位植党者，其於用人亦不过谨守资格，以为寡过之地，以异於吏部之铨衡。如萧何之以大将举韩信，狄仁杰之以宰相举张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渐敝，中正任久，爱憎由已，遂计官资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为贵。尚书仆射刘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丧乱，是军中权时之制，非经久之典也。
宜用土断，复古乡举里选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况不实者乎！”（详见《举士门》）
按：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设之於州县，是即乡举里选之遗意。然未仕者，居乡有履行之善恶，所谓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绩效之优劣，所谓状也。品则中正可得而定，状则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状，著於九品，则宜其难凭。要知既入仕之后，朝廷自合别有考课之法，而复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当乎！宋营阳王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措怀；自此以上，故宜互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千水署纸尾。”遂不拜。千木，羡之小字。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云“署纸尾”。宋黄门，第五品也。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县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余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复拘老幼，守宰以三周为满。时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疏曰：“欲为教者，宜以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帅。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七至二十，皆令习武。训以书记图纬、忠孝仁义之礼，廉让恭勤之则；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习经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习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即更求其言行，考其事业，必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弟，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兼述农桑生植之本，及礼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悦。左卫将军谢庄以其时搜才路狭，又上表曰：“九服之旷，九流之难，提钧悬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而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照难原之才，使国无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请普令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铨用。”不从。帝又不欲重权在下，乃分吏部，置两尚书，以散其权。
裴子野曰：“官人之难，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察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难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求其理，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於学校，论之州里，考诸六事，然后贡於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罕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析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於一司，於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黩，无复廉耻之风、谨愿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於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颜峻为吏部尚书，留心选举，奏无不可。后谢庄代峻，意多不行。峻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尝欢笑答之。人言：“颜峻嗔而予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按：自魏晋以来，州郡无上计之事，公府无辟召之举。士之入仕者，始则中正别其贤否，次则吏部司其升沉而已。所以尚书之权最重，而其於人恩怨亦深。
故贾充与任恺争权，则启令其典选，俾之易生间隙；蔡廓以主ウ时艰，不欲居通塞之地。盖非精於裁鉴者，不能称其任，而恬於权势者，多不乐居其位也。
齐因宋代限年之制，乡举里选不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三十试吏，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详见《举士门》）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渊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才绝智所以见遗於草泽也。”渊曰：“诚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难为改也。”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制：“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得一经者，不得为官。”（详见《举士门》）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尝为挽郎，得未壮而仕。诸郡唯正王为丹阳尹经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则否。有高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选无定时，随缺则补。
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於迁。若有迁授，但移转一人为官，则诸官多须改动。其用官式，吏部先为白牒，列数十人名，尚书与参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则下於选曹，量贵贱，别内外，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书其名帖鹤头板，修容整仪，送所授之家。
其别发诏除者，即宣付诏局，诏局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又敕可，付选司行名。得官者不必待行名到，但闻诏出，明日即入谢后，诣尚书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则临轩。凡拜官皆在午后。初，武帝承侯景丧乱之后，纲维颓坏，制度未立，百官无复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迁，骤班进秩，法无可称者。后徐陵、孔奂继为吏部尚书，差有其序。
后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文成帝和平三年，诏曰：“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后，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也！诸曹选补，宜各书劳旧才能。”其后中正所铨，但在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
崔浩为冀州大中正，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
景穆帝为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令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高允曰：
“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较胜於上，何以能济。”
郭祚为吏部尚书，特清，重惜官位，至於铨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后下笔，即云：“此人便已贵矣。”由是事颇为稽滞，每招怨ゥ。然而所拔用者，量材称职，士论归之。
孝文励精求治，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以为黜陟。（见《考课门》）任城王澄为吏部尚书，诏澄简旧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咸无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国者充；其边州小郡，人物单鲜者，则并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则阙而不置。当时称为简当，颇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铨之权，而选叙颓紊。
至正始元年冬，乃罢诸郡中正。时有以杂类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无人保任者夺官还役。
清河王怿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
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隶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类，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今必释褐而居；秘著本为起家之官，令或迁转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非所谓式遵遗范，奉顺成规。此虽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弥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当九流之广，必令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才识有限，固难审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胄，品藻高卑，四海画一，专尸衡石，任实不轻。故自置中正以来，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於乡国，才德允於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为敕制，使官人选才，备依先旨，无令能否乖方，违才易务；并革选中正，一依前轨，庶清源有归，流序允穆。”灵太后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
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之子仲上封事，请铨别选格，排抑武夫，不使预清品。於是武夫愤怒，羽林、虎贲千余人焚彝第，杀其父子。诏斩其凶强者八人，余大赦以安之。
张彝既死，灵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资入选。既而官员少，应调者多，选曹无以处之。及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需此人，停日后者终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时沉滞者，皆称其能。
亮甥刘景安贻书规之，亮答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鉴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倔起，而不解书计，唯可广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佩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尝操刀，而使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叶氏曰：“按：《萧宝寅传》载魏世外官代还六年方叙，内官四年为限。今亮立此格，专以停罢后岁月断之，不总计其平生资历，抑新进，拔滞淹，故为有意，利柄在已，人不得干，虽曰失之，犹有所获。不若后世沈涂考任，无复止法，容侥幸，长躁求，使士大夫皆安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较又远矣。”先公曰：“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选之后，武人入选始於羽林作乱之余，此当时事情也。《通鉴》述崔亮答书，削去本旨，已为未然；胡氏、叶氏之论古今得失则然矣，而停年之所以立，弗深考也。”
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及辛雄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龟以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其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聚敛盈门，囚执满道。盖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所轻，贵游隽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书奏，会帝崩。及孝庄帝初，诏求德才文艺政事强直者，县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业，具以表闻。得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者黜一阶。凡官郡守、县令，六年为满，满后六年为叙。
薛淑为吏部郎中，上言：“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请积劳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在先用之限；其余不堪者，既壮藉其力，岂容老而弃之。将佐丞尉，去人稍远，小小当否，未为多失，宜依次补序，以酬其劳。”不报。
东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摄吏部尚书，乃革后魏崔亮年劳之制，务求才实。自迁邺以后，掌大选知名者不过数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疏；袁聿修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遵彦风流辩给，所取失於浮华；唯辛术贞明简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诏：
“内外执事官从五品以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举一人：或夙在朝伦，沈屈未用；或先官后进，今见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释。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识深长，具通济，操履凝峻，学业宏赡，诸如此辈，随取一长，无待兼资，方充举限。举荐之文，指论事实，随能量用，必陈所堪，不得高谈，谬加褒饰。所举之人，止在一职，三载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下，举主准举人之犯，各罚其金；自鞭以下，举主勿论。若未经三载而更，余转通计后官日月，合满三周。凡所举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时政，不限年之远近，举主之赏，亦当非次，被举之人，别当擢授。其违限不举，依式罚金。又拥旄作镇，任总百城，分符共理，职司千里，凡其部统，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内下郡太守、县令、丞、尉、府佐、录事参军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г在吏职，及前为官并白人等，并听表荐。太守则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听表举。其大州、中州、小州，畿内、上郡、中郡，并三年之内各举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余郡守，不在举限。”杨典选二十余年，奖擢人伦，以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以为之用人，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
水心叶氏曰：“魏以停年致乱，高氏反之。观此，则奔走一时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系君德也。铨叙群彦，虽曰吏部之职，然宰相知人，能尽器使，乃职业中一大事。”
后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谨。及武帝平齐，广收遗逸，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
乐逊上疏论选举曰：“选曹赏录勋贤，补拟官爵，必宜与众共之，有明扬之授，使人得尽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禄秩所加，无容不审。即如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选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选曹铨叙者，既非机事，何足可密。人生处世，以荣禄为重，修身履行，以基身名，逢时既难，失时为易。其选置之目，宜令众心明白，然后呈奏，使功勤见知，品物称悦。”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济二科举人。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材，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牛弘问於刘炫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纪纲，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及卢恺摄吏部尚书，与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物类，颇为清简，而谮纷纭，恺及道衡皆除名。沈既济曰：“选法之难行，久矣。夫天产万类，美寡而恶众；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虽消长迭有，而善恶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将退不肖而惩其滥，必悬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惧，举善以劝，而不仁自远，可以阴骘而潜移之，故难明斥其恶而强挤也，暨艳、张彝皆以不及是而败，悲夫！斯理甚明，盖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语焉。故崔、毛当魏武而政举，卢、薛值隋文而身坠，时难不其然乎！”
炀帝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大业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书职事。时武夫参选，多授文职，八年，诏曰：“顷自班朝治人，乃由勋叙，拔之行阵，起自勇夫，蠹政害人，由於此。自后诸授勋官，并不得授文官职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选补。受选者三千余人，徒步随船三千余里，不得处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美才难得，而凡马之众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随舟徒行，自东南而极北，逖矣。而受选之士三千余人，甘於重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於以见此三千余人皆恣睢嵬琐之流耳。委以章绶，错诸百姓之上，处於庶务之间，决知其不免於旷之负也。故善为天下者，如汉光武、唐太宗皆减省吏员，而贤才是择，唯恐其壅於上闻也。专顾己私者，不为官择人，入仕者数倍於员阙，以收其虚誉；而崭然见头角者，则消磨汰斥之，惟恐其与已轧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嵬琐之流，而天下之祸乱起矣。”
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周官》：“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按：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然则举士之与举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后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举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校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於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於礼部而得官者，则士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统之。然三代、两汉之时，二者本是一事，故摭其事实，原其法意之详於士者入《举士门》，详於官者入《举官门》。然大概未尝各自立法，於后世之为也，故所纪多互见，必参考然后得之。
秦自孝公纳商鞅策，富国强兵为务，仕进之涂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汉高祖十一年，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荣之。布告天下：其有意称明德者，御史、中执法、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署行、义及年。有而不言，觉，免。”（详见《举士门》）
景帝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赀少则不得官，朕甚怜之。减至四算算得官。”（详及注见《赀选门》）
汉制，凡郡国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调僚属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於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或至千人，属光禄勋。
故卿校、牧守居闲待诏，或郡国贡送、公车征起，悉在焉。光禄勋复於三署中铨第郎吏，岁举秀才、廉吏，出为他官，以补阙员。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故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负俗，谓被世讥论也）。夫泛驾之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先公曰：“汲黯常谏帝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供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材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尽用，与无材同，不杀何施？’盖至是名臣文武欲尽，则黯之说十余年而遂验矣。帝徒知杀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难也，无怪乎诏下而无有应举者。虽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气亦浸定矣。”
元帝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淳厚、谦逊、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师古曰：“始令丞相、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按：西都举人之法，如孝廉及贤良方正，有未仕而举者，有既仕而举者。至是，复诏举此四科。盖未仕者则以此开选举之门，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课之法也。
成帝阳朔二年，奉使者不称，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元延元年，诏以日食、星陨，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诏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东汉之制，选举於郡国属功曹，於公府属东西曹，於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
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一人，监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改前汉常侍曹尚书为吏部尚书，其所进用，加以岁月先后之次。又诏三公以四科辟召。（见《辟举门》）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材四行（四行，淳厚、质朴、谦逊、节俭也）。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
章帝时，诏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举士，先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其德行尤异不宜试职者，疏於他状；举非人兼不举者，罪。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复用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和帝永元五年，诏曰：“选举良材，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县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著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务，非独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伤，由法不行故也。”
安帝永初二年，诏王主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
永初五年，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安帝时，三府任轻，陈忠上疏曰：“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於三公。”
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
顺帝阳嘉元年，诏曰：“者以来，吏政不勤，於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令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三公也）。
其简叙先后，情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中。”
二年，郎ダ上疏曰：“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复不归贡举者？”书奏，帝复使对尚书，ダ对曰：“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尚书职在几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故选举之任亦在尚书。今陈忠之说如彼，而郎觊之说复如此，要之，三公与尚书均是人也，得其人则皆能举贤，失其人则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则何所不至？而谓其“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意不得通”，疏矣。
永和三年，令大将军、三公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左雄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任将帅，直尝坐赃受罪，周举以此劾奏雄。雄曰：
“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举曰：“诏书使郡选武猛，不使郡选贪污也。”
桓帝时，纲纪隳紊，凡所选用，莫非情故。时议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之人，不得相临，遂有三互法（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是时，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钜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
禁网益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经时不补。议郎蔡邕上言曰：“幽、冀旧壤，缺职经时，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而坐设三互，自坐留阂。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於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岂复顾循三互，限以未制？愿蠲除近禁，无拘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
灵帝时，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按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劳苦乎？”
黄琬为五官中郎将，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於是琬、蕃同心，显用名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坐免官禁锢。曹公初建魏府，以毛、崔为东曹掾吏，铨衡人物，选用先尚勤俭，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砺名节，务从约损。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好车者，不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伪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见《举士门》）
汉昭烈既崩，诸葛孔明秉政，惩恶举善，量能授任，不计资叙。时犍为郡守李严以杨洪为功曹，严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为蜀郡守。洪门下书佐何有才策，洪未去郡，而已为广汉郡守。
孙氏有江东，选曹尚书主选举。吴郡暨艳性峭刻，好清议，为尚书，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艳欲激浊扬清，别其善否，乃选三署，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居位贪婪，志节卑污者，皆以为军吏，置之营府。於是怨声嚣然，竞言艳用私情，亏公法，艳坐自杀。
明帝太和之后，俗用浮靡，递相标目，而夏侯、诸葛、何、邓之俦，有“四聪”、“八达”之称，帝深所嫉恶。於是士大夫之有名声者，或禁锢废黜以惩之。帝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
其后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缺，刘著《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古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贤而自至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才之道也。在朝之土相让於上，下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不肖灼然殊矣。故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材，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耶？
直以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於稷、契及咎繇，益让熊罴，伯夷让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於此。季代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推之四征、尚书、郡守皆然。夫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
夫人情争则欲毁已所不如，让则竞推於胜已。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详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犹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皆知进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则无由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止矣。”
齐王嘉平初，夏侯元请使官长各考其属能否，而中正则惟考行迹。（详见《举士门》）晋武帝泰始七年，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又令举守令之才。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凡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山涛为吏部尚书，再居选职，共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於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之。”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浸。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侍中彭权迁，当选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简有雅量，在朝廷足以肃正左右；卫将军王济才高美茂，后来之冠，此二人诚顾问之秀。圣意倘惜济主兵者，骁骑将军荀恺智器明敏，其典宿卫，终不减济。博士祭酒庾纯强正有学义，亦堪此选。国学初建，王、荀已亡，纯能其事，宜当小留，粗立其制，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否？又尚书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将军祜体义立政，可以肃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将军虽不整，正须筋力，戎马间犹宜得健者。征北大将军贞正静一，中书监荀勖达练事物。三者皆人彦，不审有可参举者不？”
王戎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
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宜免戎官。”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戎与时卷舒，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
王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於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谓裴拙於用长，荀勖工於用短，陈道宁纟畏々（初六反）如束长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戎，辄疾不之见，敦后果为逆乱。其鉴赏先见如此。按：西晋时，以吏部尚书执用人之柄，山涛、王戎相继居是职，二人虽贤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鉴。《巨源启事》中所处分者，内则要地，外则方面；戎所评议者，亦一时名胜，非后进小吏也。盖当时尚书权任之重如此。后来居是职者，既未尝有二公之鉴识，且其所权衡，不过么么微官，所谓“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者是也。
近世叶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与人者，乃昔日铨选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职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为宰相之大权，则怪铨选为奉行文书之地也。使今日铨选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选尽归铨部，然后大臣知职任，而铨选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书、侍郎不虚设矣。”此语足以箴后来之失。然后来之大臣，苟非作奸擅权、固位植党者，其於用人亦不过谨守资格，以为寡过之地，以异於吏部之铨衡。如萧何之以大将举韩信，狄仁杰之以宰相举张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渐敝，中正任久，爱憎由已，遂计官资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为贵。尚书仆射刘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丧乱，是军中权时之制，非经久之典也。
宜用土断，复古乡举里选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况不实者乎！”（详见《举士门》）
按：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设之於州县，是即乡举里选之遗意。然未仕者，居乡有履行之善恶，所谓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绩效之优劣，所谓状也。品则中正可得而定，状则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状，著於九品，则宜其难凭。要知既入仕之后，朝廷自合别有考课之法，而复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当乎！宋营阳王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措怀；自此以上，故宜互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千水署纸尾。”遂不拜。千木，羡之小字。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云“署纸尾”。宋黄门，第五品也。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县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余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复拘老幼，守宰以三周为满。时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疏曰：“欲为教者，宜以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帅。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七至二十，皆令习武。训以书记图纬、忠孝仁义之礼，廉让恭勤之则；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习经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习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即更求其言行，考其事业，必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弟，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兼述农桑生植之本，及礼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悦。左卫将军谢庄以其时搜才路狭，又上表曰：“九服之旷，九流之难，提钧悬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而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照难原之才，使国无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请普令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铨用。”不从。帝又不欲重权在下，乃分吏部，置两尚书，以散其权。
裴子野曰：“官人之难，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察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难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求其理，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於学校，论之州里，考诸六事，然后贡於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罕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析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於一司，於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黩，无复廉耻之风、谨愿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於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颜峻为吏部尚书，留心选举，奏无不可。后谢庄代峻，意多不行。峻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尝欢笑答之。人言：“颜峻嗔而予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按：自魏晋以来，州郡无上计之事，公府无辟召之举。士之入仕者，始则中正别其贤否，次则吏部司其升沉而已。所以尚书之权最重，而其於人恩怨亦深。
故贾充与任恺争权，则启令其典选，俾之易生间隙；蔡廓以主ウ时艰，不欲居通塞之地。盖非精於裁鉴者，不能称其任，而恬於权势者，多不乐居其位也。
齐因宋代限年之制，乡举里选不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三十试吏，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详见《举士门》）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渊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才绝智所以见遗於草泽也。”渊曰：“诚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难为改也。”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制：“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得一经者，不得为官。”（详见《举士门》）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尝为挽郎，得未壮而仕。诸郡唯正王为丹阳尹经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则否。有高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选无定时，随缺则补。
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於迁。若有迁授，但移转一人为官，则诸官多须改动。其用官式，吏部先为白牒，列数十人名，尚书与参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则下於选曹，量贵贱，别内外，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书其名帖鹤头板，修容整仪，送所授之家。
其别发诏除者，即宣付诏局，诏局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又敕可，付选司行名。得官者不必待行名到，但闻诏出，明日即入谢后，诣尚书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则临轩。凡拜官皆在午后。初，武帝承侯景丧乱之后，纲维颓坏，制度未立，百官无复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迁，骤班进秩，法无可称者。后徐陵、孔奂继为吏部尚书，差有其序。
后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文成帝和平三年，诏曰：“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后，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也！诸曹选补，宜各书劳旧才能。”其后中正所铨，但在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
崔浩为冀州大中正，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
景穆帝为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令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高允曰：
“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较胜於上，何以能济。”
郭祚为吏部尚书，特清，重惜官位，至於铨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后下笔，即云：“此人便已贵矣。”由是事颇为稽滞，每招怨ゥ。然而所拔用者，量材称职，士论归之。
孝文励精求治，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以为黜陟。（见《考课门》）任城王澄为吏部尚书，诏澄简旧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咸无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国者充；其边州小郡，人物单鲜者，则并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则阙而不置。当时称为简当，颇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铨之权，而选叙颓紊。
至正始元年冬，乃罢诸郡中正。时有以杂类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无人保任者夺官还役。
清河王怿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
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隶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类，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今必释褐而居；秘著本为起家之官，令或迁转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非所谓式遵遗范，奉顺成规。此虽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弥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当九流之广，必令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才识有限，固难审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胄，品藻高卑，四海画一，专尸衡石，任实不轻。故自置中正以来，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於乡国，才德允於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为敕制，使官人选才，备依先旨，无令能否乖方，违才易务；并革选中正，一依前轨，庶清源有归，流序允穆。”灵太后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
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之子仲上封事，请铨别选格，排抑武夫，不使预清品。於是武夫愤怒，羽林、虎贲千余人焚彝第，杀其父子。诏斩其凶强者八人，余大赦以安之。
张彝既死，灵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资入选。既而官员少，应调者多，选曹无以处之。及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需此人，停日后者终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时沉滞者，皆称其能。
亮甥刘景安贻书规之，亮答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鉴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倔起，而不解书计，唯可广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佩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尝操刀，而使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叶氏曰：“按：《萧宝寅传》载魏世外官代还六年方叙，内官四年为限。今亮立此格，专以停罢后岁月断之，不总计其平生资历，抑新进，拔滞淹，故为有意，利柄在已，人不得干，虽曰失之，犹有所获。不若后世沈涂考任，无复止法，容侥幸，长躁求，使士大夫皆安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较又远矣。”先公曰：“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选之后，武人入选始於羽林作乱之余，此当时事情也。《通鉴》述崔亮答书，削去本旨，已为未然；胡氏、叶氏之论古今得失则然矣，而停年之所以立，弗深考也。”
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及辛雄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龟以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其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聚敛盈门，囚执满道。盖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所轻，贵游隽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书奏，会帝崩。及孝庄帝初，诏求德才文艺政事强直者，县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业，具以表闻。得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者黜一阶。凡官郡守、县令，六年为满，满后六年为叙。
薛淑为吏部郎中，上言：“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请积劳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在先用之限；其余不堪者，既壮藉其力，岂容老而弃之。将佐丞尉，去人稍远，小小当否，未为多失，宜依次补序，以酬其劳。”不报。
东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摄吏部尚书，乃革后魏崔亮年劳之制，务求才实。自迁邺以后，掌大选知名者不过数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疏；袁聿修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遵彦风流辩给，所取失於浮华；唯辛术贞明简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诏：
“内外执事官从五品以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举一人：或夙在朝伦，沈屈未用；或先官后进，今见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释。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识深长，具通济，操履凝峻，学业宏赡，诸如此辈，随取一长，无待兼资，方充举限。举荐之文，指论事实，随能量用，必陈所堪，不得高谈，谬加褒饰。所举之人，止在一职，三载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下，举主准举人之犯，各罚其金；自鞭以下，举主勿论。若未经三载而更，余转通计后官日月，合满三周。凡所举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时政，不限年之远近，举主之赏，亦当非次，被举之人，别当擢授。其违限不举，依式罚金。又拥旄作镇，任总百城，分符共理，职司千里，凡其部统，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内下郡太守、县令、丞、尉、府佐、录事参军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г在吏职，及前为官并白人等，并听表荐。太守则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听表举。其大州、中州、小州，畿内、上郡、中郡，并三年之内各举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余郡守，不在举限。”杨典选二十余年，奖擢人伦，以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以为之用人，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
水心叶氏曰：“魏以停年致乱，高氏反之。观此，则奔走一时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系君德也。铨叙群彦，虽曰吏部之职，然宰相知人，能尽器使，乃职业中一大事。”
后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谨。及武帝平齐，广收遗逸，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
乐逊上疏论选举曰：“选曹赏录勋贤，补拟官爵，必宜与众共之，有明扬之授，使人得尽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禄秩所加，无容不审。即如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选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选曹铨叙者，既非机事，何足可密。人生处世，以荣禄为重，修身履行，以基身名，逢时既难，失时为易。其选置之目，宜令众心明白，然后呈奏，使功勤见知，品物称悦。”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济二科举人。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材，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牛弘问於刘炫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纪纲，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及卢恺摄吏部尚书，与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物类，颇为清简，而谮纷纭，恺及道衡皆除名。沈既济曰：“选法之难行，久矣。夫天产万类，美寡而恶众；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虽消长迭有，而善恶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将退不肖而惩其滥，必悬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惧，举善以劝，而不仁自远，可以阴骘而潜移之，故难明斥其恶而强挤也，暨艳、张彝皆以不及是而败，悲夫！斯理甚明，盖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语焉。故崔、毛当魏武而政举，卢、薛值隋文而身坠，时难不其然乎！”
炀帝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大业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书职事。时武夫参选，多授文职，八年，诏曰：“顷自班朝治人，乃由勋叙，拔之行阵，起自勇夫，蠹政害人，由於此。自后诸授勋官，并不得授文官职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选补。受选者三千余人，徒步随船三千余里，不得处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美才难得，而凡马之众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随舟徒行，自东南而极北，逖矣。而受选之士三千余人，甘於重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於以见此三千余人皆恣睢嵬琐之流耳。委以章绶，错诸百姓之上，处於庶务之间，决知其不免於旷之负也。故善为天下者，如汉光武、唐太宗皆减省吏员，而贤才是择，唯恐其壅於上闻也。专顾己私者，不为官择人，入仕者数倍於员阙，以收其虚誉；而崭然见头角者，则消磨汰斥之，惟恐其与已轧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嵬琐之流，而天下之祸乱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