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训谕
作者：干隆十一年四月十二日谕：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此皆浅陋之见，且非始于今日。朕已将督抚等从宽免其查究，但那苏图、尹继善、陈大受、魏定国、常安等，俱为封疆大臣，似此行私报密等事，甚不光明。若有见闻，即当据实查办，何得身蹈其事，不能自检，尚得谓之正己率属乎？著密行传谕申饬之。
十二年二月初六日谕：军机处系机密之地，所交密议章奏，本无宣泄。其应交该部密议者，嗣后俱交军机处存记档案，交发部议。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著亦交军机处记档转发。
五月二十二日谕：朕令军机大臣等寄信传谕之旨，有因地方应办事务，经朕指示及传谕询问者，亦有令该督抚等商酌办理者，既未明发谕旨，理宜慎密。嗣后诸臣回奏折内，如不交部议者，仍听其引入原旨；若系应交部议之案，概不必将寄信之处叙入，另行具折声明，至具题本章，尤为不可。俟伊等奏折之便，传谕知之。
十三年十一月口日谕：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折，阿兰泰近日曾以“该处收成止有七分，未便大弛海禁，致妨本地民食”具奏，而军机大臣竟无一人记忆者，经朕指示，始查检入议。其余脱漏之处，一一须朕训谕，虽经改正，而朕心则已过劳，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诸事周详妥协，不致烦费朕心者，实已大相径庭矣。此等处讷亲向日尚能办理得宜。由是观之，向日朕加恩任用，自不为过。惟因贻误军国重务，大负朕恩，不得不重治其罪，亦出之大公至正。但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材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今经略大学士前往军营，朕实向大学士一人是问，并未豫留此心于大臣中培养陶成，以为接办之人。是以办理诸务，数日之间，已不能不时萦朕念。军旅固关紧要，第金川不过一隅，视机务孰为重大？且朕躬岂宜过劳？经略大学士到彼，荡平勒乌围、刮耳崖，即应遵照前旨，飞报大捷。其莎罗奔、狼卡擒获献俘固善，纵或兔脱潜逃，祗须留兵搜捕，一切应办事宜，或交傅尔丹，或交岳钟琪，若策楞到彼，或交策楞、班第等。经略大学士酌量分布妥协，于奏捷后四五日内，即当驰赴阙廷，赞襄左右，不必待奏到奉有谕旨，方行旋师矣。此旨必应遵。
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谕：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漏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傅恒及汪由敦二人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军机重地，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
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谕：向来军机处交出公文，签发马上飞递者，定限日行三百里，遇有最紧要事件，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样加签。公文缓急既有不同，则递送迟延处分亦当分别差等。乃吏部议处此等案件，不按三百里、六百里之分，但查核时刻逾违，俱照扣关公文例议以降一级调用，比例殊未允协，现干例议积案甚多。著量加区别，除沉匿军情机密事件仍照驿站旧例议处外，其军机交出寻常紧要事件限日行六百里者，傥有逾限，准照扣关例议处；若系军机处常行事件限马上飞递日行三百里者，逾限之处，照公文迟延例，著为令。再军机处发递公文，原系酌量事件以定程期，嗣后非遇紧急最要事件，亦不得以日行六百里签发。
二十三年十二月口日谕：裘曰修与盐商牛兆泰系属姻亲，寄书可也。而使盐道之婿持书寄盐商，虽无嘱托之言，明有嘱托之意。军机行走之人，尤当以慎密防闲为要，此何为者耶？裘曰修不必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旨：吏部议眭朝栋照溺职例革职一本，所以留中不发者，朕意以为若总裁大员中查无应行回避之人，则该御史所奏，不过博一时虚誉，其罪尚属可原。今据知贡举熊学鹏查奏，应行回避士子有总裁刘统勋之胞弟、胞侄二人，于敏中之堂侄一人。刘统勋等既系军机大臣，而眭朝栋现系军机处行走之员，此次刘统勋、于敏中二人不令随驾，外间已揣其预典试事，而军机处之人固不待言矣。况朕向刘统勋等曾面谕及之，眭朝栋岂有不知之理？则其所奏，显属迎合上官，此风断不可长。前明师生堂属党援门户之弊，往往假公济私，害及朝政，最为言路恶习。我皇考十三年以来，大加整顿，风纪肃清。朕临御二十有六年，于台垣章疏苟有一二可采者，未尝不见之施行，若其意有所属，瞻顾徇私者，亦断难逃洞鉴。眭朝栋何人，而敢以此等伎俩巧为尝试乎？此在诸科道尚属不可，况该御史之在军机行走者乎？今岁恩科会试，已属格外旷典，臣子得与文衡，已可云宠荣逾分，而更欲为宗戚幸中，是于不知足之中又加甚焉。号称读书者宜如是乎？于政体、官方、士习，均有关系，眭朝栋革职不足蔽其辜，著拿交刑部治罪。
二十八年九月初十日谕：御史戈涛奏称“所奏事件，未经领到原折，而刑部业已纷传，必系刑部司员之在军机者，预为透漏”一折，当交军机大臣查奏。今据军机大臣查明“戈涛条陈二折俱系发交刑部办理事件，即于本日传钞，随本报发回。朱批原折向应存贮军机处，年底汇缴，例不给还”等语。此事原属照例办理，尚无透漏之处，戈涛以未接到朱批原折，故为此奏。但军机司员，向于本部堂官及相好戚友中预通消息，亦不能保其必无，从前即曾有因此获罪者。该司员等益当痛加儆戒，不得因此次查无情弊，遂罔知顾忌。设将来果有徇私泄漏等事，一经查出，必严加惩治，决不稍为宽贷也。
三十年闰二月二十六日谕：向来军机大臣寄信谕旨，该督等覆奏时，止称接准廷寄，并不书写承旨衔名，于体制殊未允协。嗣后各省督抚等，接准军机大臣遵旨寄信传谕有应具折覆奏者，俱著将寄信内所开承旨人名一一开写，不得但称廷寄及军机处字样。可于奏事之便，传谕各督抚，一体通传应行奏事之各该衙门遵、照。
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谕：前据常钧条奏，外省奏折交兵部钤用印信，以昭慎重，经部议覆准行。但印信存贮部署，往返钤用，日费马力，殊属烦琐。且交发奏折，即系原赍差弁祗领，向来亦未闻有滋弊之事。嗣后该部预将印花存贮军机处备用，所有临时钤印之处，不必行。
四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谕：户部堂官在内廷行走者多，该部事务殷繁，不可无人坐办。袁守侗虽在军机处行走，著每日到署专办户部事务，遇朕至圆明园之日，不必随往。其丰升额、福康安、梁国治、和坤并著每日输流一人到署办事。四十九年口月口日谕：各省督抚年终汇奏事件，向由军机处将有无迟延遗漏查明具奏，原以专责成而重考核。但该督抚等奏报发抄后，各部院不过照常汇题，存案备查，而军机处名为汇总，实不过循例奏明，仍属具文，于核实办公之道，均属未协。即如各省拿获命盗各案已未结数目，及盗窃案已未缉获，记功记过名款，该督抚等均于年终汇奏一次。此等案件，如果事隔数十年，实在无从督缉，竟应查明酌与开除，以清尘案，其余未结、未获各款，自应分别定以处分，庶承缉之员，自顾考成，俱知上紧办理，依限完结，而督抚等亦不能以一奏了事。嗣后各督抚年终汇奏各项，均著各部院衙门详悉查核，汇送军机处覆加考核，于三月间汇齐办理具奏。如各该部有疏忽遗漏，军机处又不能详加核正，经朕看出，惟军机大臣是问。
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谕：国初以来，设立议政工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虚衔，并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祗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五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谕：昨据福康安等查审“吉林办理参务，亏缺库项，勒派民户”一案，分别定拟具奏。福康安与恒秀谊属姑表弟兄，有心徇庇，从宽定拟，希图含混了事。经朕看出，详细指斥，即令军机大臣缮写饬谕，而军机大臣亦复意存瞻顾，迁延观望，并未即日拟旨进呈。现距归政之期尚有二年，朕一日临御，即一日倍加兢业，岂容大臣颟顸从事？阿桂、和坤、王杰、福长安、董诰俱著交部议处。
嘉庆四年正月初八日谕：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抚藩臬，凡有奏事之责者，乃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即如各部院衙门奏章呈递后，朕可即行召见，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致启通同扶饰之弊？即将此通谕知之。
十九日谕：从前和坤意图专擅，用印文传知各省抄送折稿，因此带有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业经降旨饬禁，并随折批谕。今和坤业经伏法，所有随带文书，当永远停止。傥经此番饬禁之后，尚有仍蹈前辙者，必当重治其罪，决不姑贷。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谕：御史王宁阜奏“请重军机大臣责成，以肃纶言”一折，自雍正年间初设军机处，于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中遴派数人在内行走，本为筹办军务。而各直省寄信事件，以及在京各衙门遇有应降谕旨，势不能纷纷令群工承缮，是以俱由军机处拟写交发，令事有统汇，以昭画一。是军机大臣承旨书谕，并非将臣工翊赞之职，尽责之此数人也。内外满、汉大臣，俱经朕特加擢用，谁不宜尽心匡弼？必责之军机大臣，则其权过重，若承奉谕旨之事，军机大臣得以力阻不行，则外人又将以揽权指摘矣。况我朝列圣相承，干纲独揽，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于一切纶音宣布，无非断自宸衷，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即朕亲政以来，办理庶务，悉遵皇考遗训，虽虚怀延纳，博采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朕初阅该御史所奏，以为必有指陈时务胪举切要者，及详阅折内，乃专指上年停止前往盛京一节。谒陵展敬，为登极后应行大典，朕彼时明降谕旨，于六年秋孟启行，事关体制，岂臣下所可阻止？嗣因御史沈琨、张鹏展等以军务未竣，恳请展期，交王大臣等会同妥议，以为应如所请，是以降旨暂行停止。即上午春间，曾有旨巡幸木兰，后因夏间雨水过多，亦停止秋。此皆朕临期酌度，岂军机大臣能于春问即逆料夏雨情形，预为阻止耶？至该御史称“銮辂所经，地方官早为备办，永平一带糜费已多，不能开销”等语。谒陵谕旨，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颁发，至六年正月二十日降旨停止，为时无几，且距七月启銮之期又远，地方官有何预办不能开销之处乎？至该御史所奏“前谕已发，复行改拟，不敬于先，遂致不信于后”等语。试思前史所称为诏令不信者，如恩旨已降，或应行蠲贷而实未均沾，或、业已豁除而仍行科敛，我国家曾有此等事乎？至于明发谕旨，有经朕再四思维尚有未尽周妥之处，或臣工陈奏未便因而复行停止者，此正欲事臻尽善，故不厌反覆精详。若必回护前旨，固执己见，势将文过饰非，蹈言莫予违之习，岂古帝王从善如转圜之道乎？又所称“军机大臣昧于大体，不当仅于语句笔画小误，始行自请议处”，所论亦属非是。誊写谕旨虽系章京之责，但军机大臣于进呈事件，理当致谨校核，既有错误，自应请议，况朕亦时加宽免，何尝仅于细务加之责备耶？王宁焯所奏谬妄，原折著掷还。
六月二十四日谕：内阁本丝纶重地，大学士均应常川到阁，阅看本章。其中有在军机处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圆明园之日居多，散直后，势难再令赴阁视事。至在城之日，偶值枢务稍简，朕仍令其赴衙门办事，即应阁、部兼到。若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岂可稍涉闲旷？是以保宁到京后，虽兼领侍卫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园居住，以便赴阁办公，无旷职守。嗣后在军机处行走之大学士，值朕进城谕令到衙门办事时，著先赴内阁，再赴所管之部院衙门。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俱著常川到阁阅本，以重纶扉而符体制。
九年七月十八日谕：吴熊光自简用湖广总督以来，朕即闻其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词过当。因其在军机章京年久，拟写谕旨，于训饬之语习以为常，率意书写。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即使属员偶有过失，亦应明白开导，何至动遭呵斥，竟与拟写谕旨相似？亦非体制。若云该督曾在军机行走，则军机章京中如勒保、方维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简放外任，并未闻伊等于属员批禀有似吴熊光措词过当之处。嗣后该督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
又谕：昨日召见尚书德瑛，询以留京王大臣遇有陈奏事件何人缮办，据称俱烦在京军机章京办理，殊属非是。从前军机大臣中有派令留京者，是以该章京随同办事。近年来留京王大臣并无军机，然俱有该管衙门，其属员中岂无能办章奏之人，何必交军机章京代为办理，将应办公事转似烦情耶？且与留京王大臣浃洽日久，恐不免有探听漏泄情事，朕在藩邸时，即确有闻见。嗣后留京王大臣著于宗人府及所管之部，各派明白妥干司员二三人承办诸务，以符体制。
十年五月十九日谕：御史何元娘奏“请酌改军机处名目”一折，据称“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之专司戎政者不同，现在军务久经告蒇，似应更改名目，以纪偃武之隆”等语。军机处名目，白雍正年间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各件，皆关系机要，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仿，并非专指运筹决胜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肃清，大功告蒇，薄海内外，共庆升平，又何必改易“军机”二字，始为偃武？即如兵部专司戎政，自《周官》分职以来，相沿至今。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现在内外旗营均有定制，新疆西北两路皆号军营，若如该御史所请，势必讳兵不言，岂国家承平日久，并古大司马之职亦可不设乎？何元良率请改易旧章，而不顾其言之纰缪，所奏断不可行。原折著掷还。
六月二十九日谕：昨日英和于巳刻忽呈递奏片密封，朕亲手拆看，据称“本日刘权之、戴衢亨均奏派进城验看月官，恳请晚膳后与庆桂、董诰一同召见，有面奏事件”等语。旋经召令伊三人进见，据英和奏称“刘权之平日声名本属平常。此次因军机处行走章京内，有中书、笔帖式等官，届应行保奏之期，先经庆桂等会商，将内阁典籍齐嘉绍、中书蔡炯、刑部笔帖式武尔通阿三员奏升主事。刘权之以内阁中书袁煦亦应列入，并称袁煦系伊房师纪昀之婿，纪昀在日曾经托过。经庆桂等阻止，刘权之遂不肯列衔具奏”等语。军机章京等趋直当差，届应行保奏之时，军机大臣等自当查照成案，核明章京等行走年月，及平日当差之勤慎与否，和衷商扌，秉公保奏。今刘权之以中书袁煦为伊师纪昀之婿，声言欲一并列入，实属瞻徇，本不成话。昨询之庆桂、董诰，均称刘权之实有此语，今日面询刘权之，亦据自认属实，是明系瞻徇私情，罔顾公议矣，其错谬固不待言。彼时英和既以刘权之之言为非，即应向庆桂、董诰、戴衢亨三人会同商议据实参奏，如庆桂等或有瞻顾刘权之之处，即当一并参劾。乃乘刘权之、戴衢亨进城之际，辄行奏请见面，虽称请与庆桂、董诰一同召见，其实庆桂、董诰二人并未知有此密奏，则与独请自对何异？伊面奏：“此事现已停止，恳求不必询问刘权之，寻事退出军机。”此言实属狂妄胆大。从前和坤虽恶阿桂，尚不敢公然出此言，今英和后生新进，学习办事之人，竟敢出此悖理之言，若不及早惩治，恐将来又出大案矣。此事著派保宁、朱、禄康、恭阿拉、明亮、邹炳泰、英善、王懿修会同查办，将刘权之严加议处，英和议处，并将此次军机处现拟保奏齐嘉绍等，是否与例案相符，一并查明具奏。刘权之著先革去太子少保，英和亦著革去太子少保，拔去花翎，退出南书房，伊二人俱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听候议处。中书袁煦亦著退出军机处。
十一年口月口日谕：军机处司员，自雍正年间定制以来，均系以本衙门额缺承办军机处事务，其升迁保举，悉由本衙门堂官注考，相沿已久。若以计典独归之军机处，更定官制，事多格碍。惟军机司员内，其办事勤慎又能兼部务者，自当列之上考，其祗在军机处行走而于部务未能谙习者，本衙门堂官不得意存迁就，滥行保荐。军机大臣尤不得授意各部院堂官扶同荐举，以昭公慎。
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谕：户部议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殊属不合。军机处体制与部院衙门无异，向来奏折内从无抬写之例，此时军机大臣奉公守法，和衷办事，何用汝辈谄谀尊奉。鄂云布何不晓事若此？著饬行。
十八年七月初十日谕：御史傅棠奏“考试军机章京，请钦派大臣在举场公所将试卷弥封，以昭慎重”一折。军机章京入直枢廷，先取人品端庄，参以文理清顺，字画工楷，方为无愧厥职。若如该御史所奏，糊名考试，则但能观其文字，其人之才品，何由识别？惟在军机大臣秉公甄别，期于得人，自足以昭慎重。如充补后，该章京有舞弊营私劣迹，军机大臣均难辞考选不慎之咎。至于各衙门保送人数，亦应定以限制，员缺至多者不得过八员，如逾额，即著军机大臣参奏。此次内阁保至三十二员，未免太滥，著驳回，令该衙门大加删减，不得过七八员。出具切实考语，另行保送，由军机处考试拣选，带领引见。嗣后军机章京如有因滥保获咎者，其本衙门原保之堂官亦著一并议处。
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谕：昨据吴敬等奏，将马营坝漫工勘定坝基及引沁入黄分绘二图呈览，当即发下，本日向军机处查取，交那彦宝阅看。据军机大臣覆奏，系章京程同文携回寓所，当降旨令将程同文革职。旋据自行查明，程同文并未携去，系值宿章京何增元、强逢泰因闻程同文有欲绘南北岸河图之言，误行回禀。原图奏到时，戴均元曾嘱章京张允垂令将大坝口门及引河头等处丈尺照录一纸，以备查考。张允垂误行会意，辄携回寓所，照样摹绘，此事与程同文无涉。著即将张允垂革职，以示惩儆。嗣后满、汉章京办理公事，总当在官言官，毋得携回私寓，致干严惩。戴均元虽曾告知章京照录口门丈尺，并未令其将图携回，著改为交部议。处。托津、卢荫溥、文孚失于查察，著改为交部察议。值宿章京何增元等，未经详查，率以程同文携回寓所之言回堂复奏，亦有不合。何增元、强逢泰俱著交部察议。
咸丰元年三月十六日谕：昨因赛尚阿出差，特旨将内阁侍读穆荫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穆荫系军机章京，行走多年，尚称熟习，故令随同学习，藉资造就。兹据给事中苏廷魁奏称“超擢太骤，易启幸进之门”，已不成话，并称：“俟赛尚阿回京后，仍令该员回章京当差。”黜陟自下，巧为尝试，尤属乱道。该给事中人甚端方，此奏似不出其手，但所言尚无大谬，姑置不问。夫军机大臣本为要任，满、汉兼用，断不应稍有区别，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五分于满、汉。穆荫人亦中材，朕本欲添派满洲军机大臣，惟内断于心，亲加选擢，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诸臣所可轻议也。用是明白宣示，使知朕意。
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谕：御史徐启文奏“枢机重地，责无旁贷，请责成议政王、军机大臣实力匡勃，毋避小嫌。中外臣工均应拾遗补阙，随时陈奏”等语。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载垣等干预政柄，皆由匡费渚臣遇事唯诺，实阶之厉。恭亲王以朕叔膺议政工重任，桂良等亦皆以先朝旧臣简授要职，自无不力矫唯阿之习。惟以责任过重，如该御史所奏，恐以敬畏太甚，或近趋承，不为无见。值此四方多难，惟赖亲贵重臣弼予郅治。该王大臣等仰蒙两宫皇太后特旨简任，务各协力同心，勉图康济，毋避任事之小嫌，共矢公忠之大节。至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即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上理。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谕：御史佛尔国春奏“军机章京与外官交结，私通信息，请严定罪名，以除积习”一折。军机处地属枢机，理宜慎密。该章京等每日缮写谕旨，登记档册等件，均关紧要，宜如何小心谨秘，以重职守。查干隆年间，因御史戈涛奏军机司员有豫为透漏情事，查明后恭奉谕旨，严加训诫。嗣有军机章京徐步云于查办扬州提引一事，豫先通信，复奉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此等紧要事件，敢于私通信息，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等因。圣训昭垂，允宜法守。第恐日久玩生，该章京等仍蹈陋习，多与外官交结，遇事先期通信，俾得早为弥缝，甚至贿赂交通，毫尤忌惮，实堪痛恨。上年冬间即经议政王、军机大臣申明堂谕，以为儆戒，现当整饬官方之际，枢密重地，尤宜严肃。用是特行申谕，嗣后该章京等务各廉隅自饬，勤慎趋公，毋得复蹈从前积弊。傥有不知自爱，于逐日办理各事件有与外人交通透漏情事，一经发觉，或被人参奏得实，必从重惩办。近侍官员，漏泄机密等事，专条具在，例意綦严，该御史所请再行严定罪名之处，应毋庸议。仍著议政王、军机大臣随时严密稽查，以挽颓风而除积习，务俾各该章京等懔然于宽典之不可幸邀也。
十二年二月初六日谕：军机处系机密之地，所交密议章奏，本无宣泄。其应交该部密议者，嗣后俱交军机处存记档案，交发部议。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著亦交军机处记档转发。
五月二十二日谕：朕令军机大臣等寄信传谕之旨，有因地方应办事务，经朕指示及传谕询问者，亦有令该督抚等商酌办理者，既未明发谕旨，理宜慎密。嗣后诸臣回奏折内，如不交部议者，仍听其引入原旨；若系应交部议之案，概不必将寄信之处叙入，另行具折声明，至具题本章，尤为不可。俟伊等奏折之便，传谕知之。
十三年十一月口日谕：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折，阿兰泰近日曾以“该处收成止有七分，未便大弛海禁，致妨本地民食”具奏，而军机大臣竟无一人记忆者，经朕指示，始查检入议。其余脱漏之处，一一须朕训谕，虽经改正，而朕心则已过劳，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诸事周详妥协，不致烦费朕心者，实已大相径庭矣。此等处讷亲向日尚能办理得宜。由是观之，向日朕加恩任用，自不为过。惟因贻误军国重务，大负朕恩，不得不重治其罪，亦出之大公至正。但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材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今经略大学士前往军营，朕实向大学士一人是问，并未豫留此心于大臣中培养陶成，以为接办之人。是以办理诸务，数日之间，已不能不时萦朕念。军旅固关紧要，第金川不过一隅，视机务孰为重大？且朕躬岂宜过劳？经略大学士到彼，荡平勒乌围、刮耳崖，即应遵照前旨，飞报大捷。其莎罗奔、狼卡擒获献俘固善，纵或兔脱潜逃，祗须留兵搜捕，一切应办事宜，或交傅尔丹，或交岳钟琪，若策楞到彼，或交策楞、班第等。经略大学士酌量分布妥协，于奏捷后四五日内，即当驰赴阙廷，赞襄左右，不必待奏到奉有谕旨，方行旋师矣。此旨必应遵。
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谕：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漏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傅恒及汪由敦二人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军机重地，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
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谕：向来军机处交出公文，签发马上飞递者，定限日行三百里，遇有最紧要事件，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样加签。公文缓急既有不同，则递送迟延处分亦当分别差等。乃吏部议处此等案件，不按三百里、六百里之分，但查核时刻逾违，俱照扣关公文例议以降一级调用，比例殊未允协，现干例议积案甚多。著量加区别，除沉匿军情机密事件仍照驿站旧例议处外，其军机交出寻常紧要事件限日行六百里者，傥有逾限，准照扣关例议处；若系军机处常行事件限马上飞递日行三百里者，逾限之处，照公文迟延例，著为令。再军机处发递公文，原系酌量事件以定程期，嗣后非遇紧急最要事件，亦不得以日行六百里签发。
二十三年十二月口日谕：裘曰修与盐商牛兆泰系属姻亲，寄书可也。而使盐道之婿持书寄盐商，虽无嘱托之言，明有嘱托之意。军机行走之人，尤当以慎密防闲为要，此何为者耶？裘曰修不必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旨：吏部议眭朝栋照溺职例革职一本，所以留中不发者，朕意以为若总裁大员中查无应行回避之人，则该御史所奏，不过博一时虚誉，其罪尚属可原。今据知贡举熊学鹏查奏，应行回避士子有总裁刘统勋之胞弟、胞侄二人，于敏中之堂侄一人。刘统勋等既系军机大臣，而眭朝栋现系军机处行走之员，此次刘统勋、于敏中二人不令随驾，外间已揣其预典试事，而军机处之人固不待言矣。况朕向刘统勋等曾面谕及之，眭朝栋岂有不知之理？则其所奏，显属迎合上官，此风断不可长。前明师生堂属党援门户之弊，往往假公济私，害及朝政，最为言路恶习。我皇考十三年以来，大加整顿，风纪肃清。朕临御二十有六年，于台垣章疏苟有一二可采者，未尝不见之施行，若其意有所属，瞻顾徇私者，亦断难逃洞鉴。眭朝栋何人，而敢以此等伎俩巧为尝试乎？此在诸科道尚属不可，况该御史之在军机行走者乎？今岁恩科会试，已属格外旷典，臣子得与文衡，已可云宠荣逾分，而更欲为宗戚幸中，是于不知足之中又加甚焉。号称读书者宜如是乎？于政体、官方、士习，均有关系，眭朝栋革职不足蔽其辜，著拿交刑部治罪。
二十八年九月初十日谕：御史戈涛奏称“所奏事件，未经领到原折，而刑部业已纷传，必系刑部司员之在军机者，预为透漏”一折，当交军机大臣查奏。今据军机大臣查明“戈涛条陈二折俱系发交刑部办理事件，即于本日传钞，随本报发回。朱批原折向应存贮军机处，年底汇缴，例不给还”等语。此事原属照例办理，尚无透漏之处，戈涛以未接到朱批原折，故为此奏。但军机司员，向于本部堂官及相好戚友中预通消息，亦不能保其必无，从前即曾有因此获罪者。该司员等益当痛加儆戒，不得因此次查无情弊，遂罔知顾忌。设将来果有徇私泄漏等事，一经查出，必严加惩治，决不稍为宽贷也。
三十年闰二月二十六日谕：向来军机大臣寄信谕旨，该督等覆奏时，止称接准廷寄，并不书写承旨衔名，于体制殊未允协。嗣后各省督抚等，接准军机大臣遵旨寄信传谕有应具折覆奏者，俱著将寄信内所开承旨人名一一开写，不得但称廷寄及军机处字样。可于奏事之便，传谕各督抚，一体通传应行奏事之各该衙门遵、照。
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谕：前据常钧条奏，外省奏折交兵部钤用印信，以昭慎重，经部议覆准行。但印信存贮部署，往返钤用，日费马力，殊属烦琐。且交发奏折，即系原赍差弁祗领，向来亦未闻有滋弊之事。嗣后该部预将印花存贮军机处备用，所有临时钤印之处，不必行。
四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谕：户部堂官在内廷行走者多，该部事务殷繁，不可无人坐办。袁守侗虽在军机处行走，著每日到署专办户部事务，遇朕至圆明园之日，不必随往。其丰升额、福康安、梁国治、和坤并著每日输流一人到署办事。四十九年口月口日谕：各省督抚年终汇奏事件，向由军机处将有无迟延遗漏查明具奏，原以专责成而重考核。但该督抚等奏报发抄后，各部院不过照常汇题，存案备查，而军机处名为汇总，实不过循例奏明，仍属具文，于核实办公之道，均属未协。即如各省拿获命盗各案已未结数目，及盗窃案已未缉获，记功记过名款，该督抚等均于年终汇奏一次。此等案件，如果事隔数十年，实在无从督缉，竟应查明酌与开除，以清尘案，其余未结、未获各款，自应分别定以处分，庶承缉之员，自顾考成，俱知上紧办理，依限完结，而督抚等亦不能以一奏了事。嗣后各督抚年终汇奏各项，均著各部院衙门详悉查核，汇送军机处覆加考核，于三月间汇齐办理具奏。如各该部有疏忽遗漏，军机处又不能详加核正，经朕看出，惟军机大臣是问。
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谕：国初以来，设立议政工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虚衔，并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祗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五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谕：昨据福康安等查审“吉林办理参务，亏缺库项，勒派民户”一案，分别定拟具奏。福康安与恒秀谊属姑表弟兄，有心徇庇，从宽定拟，希图含混了事。经朕看出，详细指斥，即令军机大臣缮写饬谕，而军机大臣亦复意存瞻顾，迁延观望，并未即日拟旨进呈。现距归政之期尚有二年，朕一日临御，即一日倍加兢业，岂容大臣颟顸从事？阿桂、和坤、王杰、福长安、董诰俱著交部议处。
嘉庆四年正月初八日谕：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抚藩臬，凡有奏事之责者，乃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即如各部院衙门奏章呈递后，朕可即行召见，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致启通同扶饰之弊？即将此通谕知之。
十九日谕：从前和坤意图专擅，用印文传知各省抄送折稿，因此带有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业经降旨饬禁，并随折批谕。今和坤业经伏法，所有随带文书，当永远停止。傥经此番饬禁之后，尚有仍蹈前辙者，必当重治其罪，决不姑贷。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谕：御史王宁阜奏“请重军机大臣责成，以肃纶言”一折，自雍正年间初设军机处，于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中遴派数人在内行走，本为筹办军务。而各直省寄信事件，以及在京各衙门遇有应降谕旨，势不能纷纷令群工承缮，是以俱由军机处拟写交发，令事有统汇，以昭画一。是军机大臣承旨书谕，并非将臣工翊赞之职，尽责之此数人也。内外满、汉大臣，俱经朕特加擢用，谁不宜尽心匡弼？必责之军机大臣，则其权过重，若承奉谕旨之事，军机大臣得以力阻不行，则外人又将以揽权指摘矣。况我朝列圣相承，干纲独揽，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于一切纶音宣布，无非断自宸衷，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即朕亲政以来，办理庶务，悉遵皇考遗训，虽虚怀延纳，博采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朕初阅该御史所奏，以为必有指陈时务胪举切要者，及详阅折内，乃专指上年停止前往盛京一节。谒陵展敬，为登极后应行大典，朕彼时明降谕旨，于六年秋孟启行，事关体制，岂臣下所可阻止？嗣因御史沈琨、张鹏展等以军务未竣，恳请展期，交王大臣等会同妥议，以为应如所请，是以降旨暂行停止。即上午春间，曾有旨巡幸木兰，后因夏间雨水过多，亦停止秋。此皆朕临期酌度，岂军机大臣能于春问即逆料夏雨情形，预为阻止耶？至该御史称“銮辂所经，地方官早为备办，永平一带糜费已多，不能开销”等语。谒陵谕旨，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颁发，至六年正月二十日降旨停止，为时无几，且距七月启銮之期又远，地方官有何预办不能开销之处乎？至该御史所奏“前谕已发，复行改拟，不敬于先，遂致不信于后”等语。试思前史所称为诏令不信者，如恩旨已降，或应行蠲贷而实未均沾，或、业已豁除而仍行科敛，我国家曾有此等事乎？至于明发谕旨，有经朕再四思维尚有未尽周妥之处，或臣工陈奏未便因而复行停止者，此正欲事臻尽善，故不厌反覆精详。若必回护前旨，固执己见，势将文过饰非，蹈言莫予违之习，岂古帝王从善如转圜之道乎？又所称“军机大臣昧于大体，不当仅于语句笔画小误，始行自请议处”，所论亦属非是。誊写谕旨虽系章京之责，但军机大臣于进呈事件，理当致谨校核，既有错误，自应请议，况朕亦时加宽免，何尝仅于细务加之责备耶？王宁焯所奏谬妄，原折著掷还。
六月二十四日谕：内阁本丝纶重地，大学士均应常川到阁，阅看本章。其中有在军机处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圆明园之日居多，散直后，势难再令赴阁视事。至在城之日，偶值枢务稍简，朕仍令其赴衙门办事，即应阁、部兼到。若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岂可稍涉闲旷？是以保宁到京后，虽兼领侍卫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园居住，以便赴阁办公，无旷职守。嗣后在军机处行走之大学士，值朕进城谕令到衙门办事时，著先赴内阁，再赴所管之部院衙门。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俱著常川到阁阅本，以重纶扉而符体制。
九年七月十八日谕：吴熊光自简用湖广总督以来，朕即闻其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词过当。因其在军机章京年久，拟写谕旨，于训饬之语习以为常，率意书写。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即使属员偶有过失，亦应明白开导，何至动遭呵斥，竟与拟写谕旨相似？亦非体制。若云该督曾在军机行走，则军机章京中如勒保、方维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简放外任，并未闻伊等于属员批禀有似吴熊光措词过当之处。嗣后该督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
又谕：昨日召见尚书德瑛，询以留京王大臣遇有陈奏事件何人缮办，据称俱烦在京军机章京办理，殊属非是。从前军机大臣中有派令留京者，是以该章京随同办事。近年来留京王大臣并无军机，然俱有该管衙门，其属员中岂无能办章奏之人，何必交军机章京代为办理，将应办公事转似烦情耶？且与留京王大臣浃洽日久，恐不免有探听漏泄情事，朕在藩邸时，即确有闻见。嗣后留京王大臣著于宗人府及所管之部，各派明白妥干司员二三人承办诸务，以符体制。
十年五月十九日谕：御史何元娘奏“请酌改军机处名目”一折，据称“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之专司戎政者不同，现在军务久经告蒇，似应更改名目，以纪偃武之隆”等语。军机处名目，白雍正年间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各件，皆关系机要，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仿，并非专指运筹决胜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肃清，大功告蒇，薄海内外，共庆升平，又何必改易“军机”二字，始为偃武？即如兵部专司戎政，自《周官》分职以来，相沿至今。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现在内外旗营均有定制，新疆西北两路皆号军营，若如该御史所请，势必讳兵不言，岂国家承平日久，并古大司马之职亦可不设乎？何元良率请改易旧章，而不顾其言之纰缪，所奏断不可行。原折著掷还。
六月二十九日谕：昨日英和于巳刻忽呈递奏片密封，朕亲手拆看，据称“本日刘权之、戴衢亨均奏派进城验看月官，恳请晚膳后与庆桂、董诰一同召见，有面奏事件”等语。旋经召令伊三人进见，据英和奏称“刘权之平日声名本属平常。此次因军机处行走章京内，有中书、笔帖式等官，届应行保奏之期，先经庆桂等会商，将内阁典籍齐嘉绍、中书蔡炯、刑部笔帖式武尔通阿三员奏升主事。刘权之以内阁中书袁煦亦应列入，并称袁煦系伊房师纪昀之婿，纪昀在日曾经托过。经庆桂等阻止，刘权之遂不肯列衔具奏”等语。军机章京等趋直当差，届应行保奏之时，军机大臣等自当查照成案，核明章京等行走年月，及平日当差之勤慎与否，和衷商扌，秉公保奏。今刘权之以中书袁煦为伊师纪昀之婿，声言欲一并列入，实属瞻徇，本不成话。昨询之庆桂、董诰，均称刘权之实有此语，今日面询刘权之，亦据自认属实，是明系瞻徇私情，罔顾公议矣，其错谬固不待言。彼时英和既以刘权之之言为非，即应向庆桂、董诰、戴衢亨三人会同商议据实参奏，如庆桂等或有瞻顾刘权之之处，即当一并参劾。乃乘刘权之、戴衢亨进城之际，辄行奏请见面，虽称请与庆桂、董诰一同召见，其实庆桂、董诰二人并未知有此密奏，则与独请自对何异？伊面奏：“此事现已停止，恳求不必询问刘权之，寻事退出军机。”此言实属狂妄胆大。从前和坤虽恶阿桂，尚不敢公然出此言，今英和后生新进，学习办事之人，竟敢出此悖理之言，若不及早惩治，恐将来又出大案矣。此事著派保宁、朱、禄康、恭阿拉、明亮、邹炳泰、英善、王懿修会同查办，将刘权之严加议处，英和议处，并将此次军机处现拟保奏齐嘉绍等，是否与例案相符，一并查明具奏。刘权之著先革去太子少保，英和亦著革去太子少保，拔去花翎，退出南书房，伊二人俱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听候议处。中书袁煦亦著退出军机处。
十一年口月口日谕：军机处司员，自雍正年间定制以来，均系以本衙门额缺承办军机处事务，其升迁保举，悉由本衙门堂官注考，相沿已久。若以计典独归之军机处，更定官制，事多格碍。惟军机司员内，其办事勤慎又能兼部务者，自当列之上考，其祗在军机处行走而于部务未能谙习者，本衙门堂官不得意存迁就，滥行保荐。军机大臣尤不得授意各部院堂官扶同荐举，以昭公慎。
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谕：户部议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殊属不合。军机处体制与部院衙门无异，向来奏折内从无抬写之例，此时军机大臣奉公守法，和衷办事，何用汝辈谄谀尊奉。鄂云布何不晓事若此？著饬行。
十八年七月初十日谕：御史傅棠奏“考试军机章京，请钦派大臣在举场公所将试卷弥封，以昭慎重”一折。军机章京入直枢廷，先取人品端庄，参以文理清顺，字画工楷，方为无愧厥职。若如该御史所奏，糊名考试，则但能观其文字，其人之才品，何由识别？惟在军机大臣秉公甄别，期于得人，自足以昭慎重。如充补后，该章京有舞弊营私劣迹，军机大臣均难辞考选不慎之咎。至于各衙门保送人数，亦应定以限制，员缺至多者不得过八员，如逾额，即著军机大臣参奏。此次内阁保至三十二员，未免太滥，著驳回，令该衙门大加删减，不得过七八员。出具切实考语，另行保送，由军机处考试拣选，带领引见。嗣后军机章京如有因滥保获咎者，其本衙门原保之堂官亦著一并议处。
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谕：昨据吴敬等奏，将马营坝漫工勘定坝基及引沁入黄分绘二图呈览，当即发下，本日向军机处查取，交那彦宝阅看。据军机大臣覆奏，系章京程同文携回寓所，当降旨令将程同文革职。旋据自行查明，程同文并未携去，系值宿章京何增元、强逢泰因闻程同文有欲绘南北岸河图之言，误行回禀。原图奏到时，戴均元曾嘱章京张允垂令将大坝口门及引河头等处丈尺照录一纸，以备查考。张允垂误行会意，辄携回寓所，照样摹绘，此事与程同文无涉。著即将张允垂革职，以示惩儆。嗣后满、汉章京办理公事，总当在官言官，毋得携回私寓，致干严惩。戴均元虽曾告知章京照录口门丈尺，并未令其将图携回，著改为交部议。处。托津、卢荫溥、文孚失于查察，著改为交部察议。值宿章京何增元等，未经详查，率以程同文携回寓所之言回堂复奏，亦有不合。何增元、强逢泰俱著交部察议。
咸丰元年三月十六日谕：昨因赛尚阿出差，特旨将内阁侍读穆荫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穆荫系军机章京，行走多年，尚称熟习，故令随同学习，藉资造就。兹据给事中苏廷魁奏称“超擢太骤，易启幸进之门”，已不成话，并称：“俟赛尚阿回京后，仍令该员回章京当差。”黜陟自下，巧为尝试，尤属乱道。该给事中人甚端方，此奏似不出其手，但所言尚无大谬，姑置不问。夫军机大臣本为要任，满、汉兼用，断不应稍有区别，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五分于满、汉。穆荫人亦中材，朕本欲添派满洲军机大臣，惟内断于心，亲加选擢，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诸臣所可轻议也。用是明白宣示，使知朕意。
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谕：御史徐启文奏“枢机重地，责无旁贷，请责成议政王、军机大臣实力匡勃，毋避小嫌。中外臣工均应拾遗补阙，随时陈奏”等语。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载垣等干预政柄，皆由匡费渚臣遇事唯诺，实阶之厉。恭亲王以朕叔膺议政工重任，桂良等亦皆以先朝旧臣简授要职，自无不力矫唯阿之习。惟以责任过重，如该御史所奏，恐以敬畏太甚，或近趋承，不为无见。值此四方多难，惟赖亲贵重臣弼予郅治。该王大臣等仰蒙两宫皇太后特旨简任，务各协力同心，勉图康济，毋避任事之小嫌，共矢公忠之大节。至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即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上理。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谕：御史佛尔国春奏“军机章京与外官交结，私通信息，请严定罪名，以除积习”一折。军机处地属枢机，理宜慎密。该章京等每日缮写谕旨，登记档册等件，均关紧要，宜如何小心谨秘，以重职守。查干隆年间，因御史戈涛奏军机司员有豫为透漏情事，查明后恭奉谕旨，严加训诫。嗣有军机章京徐步云于查办扬州提引一事，豫先通信，复奉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此等紧要事件，敢于私通信息，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等因。圣训昭垂，允宜法守。第恐日久玩生，该章京等仍蹈陋习，多与外官交结，遇事先期通信，俾得早为弥缝，甚至贿赂交通，毫尤忌惮，实堪痛恨。上年冬间即经议政王、军机大臣申明堂谕，以为儆戒，现当整饬官方之际，枢密重地，尤宜严肃。用是特行申谕，嗣后该章京等务各廉隅自饬，勤慎趋公，毋得复蹈从前积弊。傥有不知自爱，于逐日办理各事件有与外人交通透漏情事，一经发觉，或被人参奏得实，必从重惩办。近侍官员，漏泄机密等事，专条具在，例意綦严，该御史所请再行严定罪名之处，应毋庸议。仍著议政王、军机大臣随时严密稽查，以挽颓风而除积习，务俾各该章京等懔然于宽典之不可幸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