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张熙供词二条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作者：【原文】
张熙供：重犯愚暗浅陋，生长山隈，如蛙囿井。但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颇知以读书从学为大，然竟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其害一至于此也。盖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寂寞无闻；僻外穷乡，无缘得见贤士大夫，以正其趣而发其蒙。迨后年二十五，始见有郴州永兴县曾静入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心窃慕之，遂欲负芨从游几席之下。在重犯只知学问是务，并不知有所谓人间事；彼时犯师曾静亦闭门扫轨，甘穷守寂，惟日以前言往行及近世文章道德指授。后因乡穷无书可读，于前岁承犯师曾静命，以四书五经之大全，以及朱子语类文集，隔于河山之险阻，要重犯往各省购求。因至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见其家有诗稿一本，重犯素闻犯师曾静说，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头批语，说理据章句集注，为近世名儒。因此即以其诗为必高，遂求取以归。
犯师曾静看见其中有《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始而怪，即而疑，继而信。以为吕留良生长江浙大地，其议论文章为天下人宗，夫岂有差？又限于素来不识本朝得统之正远迈商、周之盛，因此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加之当今皇帝之龙德贤于尧舜者，无由得知于云山万里之僻壤。而犯师曾静，初以错会华夷之分，而误听谣言蛊惑，既以误听谣言蛊惑，而大昧夫君臣之大伦。是以于去岁戊申之秋，忽有犯师书，命上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属在弟子，遂误听师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递后，岳公始而严审。重犯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时无知之见，误信师说，尚固执为事关天经地义之所在，舍生可以取义，所以宁受三木之重刑，至晕绝不变。
岳钟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夹，许重犯为好汉子，且慰之谢之，以宾客礼待之。于逆书所言事理，无不盛称以为实，复告以其家亦有《屈温山集》，议论无不与逆书相合。既见重犯坚不告犯师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乃言当身所处之危险，甚至垂泪以示其诚；且具书具仪时，告以必欲聘请曾静以辅己。命侄整装，即欲与重犯同行，更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亲信之家人王大爷时刻相陪伴。无一不极其机密而浑然无迹。以重犯当时之固执师说，虽死不肯摇夺者，卒乃使重犯实情毕露，然后具折奏闻。【译文】
张熙供：重犯愚昧无知，生长在偏僻山区，如井中之蛙。但毕竟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时也知道以读书从学为立身大事，可是竟然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这害处以致于这样大！主要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方面见识太少；处在穷乡僻壤，没有机会得见贤能之士，而得到应有的正确启发或引导。一直到二十五岁那年，才知道郴州永兴县曾静的考秀才试卷，曾被评为湖南第一，心里非常仰慕，也就产生了拜他为师的念头。对重犯来讲，只知道研究学问，并不过问人事，当时犯师曾静也闭门谢客，甘守穷困，只是每天以古人的文章和故事以及近代的一些文章道德教授弟子。后因地僻乡穷，没有多少书可读，于前年遵照犯师曾静的指派，要重犯到外省去求购五经四书大全以及朱子语录等文集。因为来到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然看到其家的书里有诗稿一本。重犯平时常听犯师曾静说，吕留良的评选时局文章论头批语，道理根据朱熹章句集注，很有名气，堪称近代名儒。因此就认为他的诗也必然很好，遂就向其家人求购带了回来。
犯师曾静看到其中有两首题目叫《钱墓松歌》和《题如此江山图》，开始觉得怪，后来感到有些疑团，最后就完全相信其说了。认为吕留良生长在江浙大地，他的议论文章为天下人所推崇，哪会有什么差错？又因为认识局限于平时不了解本朝的盛世甚至超过商朝、周朝，因这尊华鄙夷的偏见耿介于胸，加上当今皇上的龙德虽超过尧舜，但因是处在偏山僻壤，了解太少。而犯师曾静，一开始错误地理解华夷的区别，而且又误听谣言扇动。由于听了谣言的煽动，所以就昧了良心，无视了君臣的大义。因此去年戊申年秋天，犯师决然修书一封，命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因为身为弟子，应遵师命，所以就误听了师命，没有仔细考虑，就冒然前去。结果到那里，投递了书信之后，岳公开始严厉审讯，重犯因为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讲出姓名和住址”的嘱咐，加上那时抱着无知偏见，误信师说，固执地认为所办之事关系重大，宁可承受重刑，舍生取义，以致昏厥过去也不改变初衷。
后来岳钟琪见重犯死不肯说出实情，随即不再用刑，称赞重犯是英雄好汉，并且给予礼遇和安慰。对重犯所投之书里的言论事理，十分赞成，并且告诉重犯，他家也有一本《屈温山集》，当中的议论也同重犯所投之书相合。因见重犯坚持不肯告诉犯师姓名，便对天发誓使重犯确信无疑，还谈到他的危险处境以及作难处，甚至垂泪以示其诚意，并举行立下字具的仪式；后来还告诉重犯决定聘请曾静作导师以辅助自己克成大业。特别是还有一些实际的举措，命令他的侄子整装，准备与重犯同行，又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家人王大爷相陪伴。这每一步安排都极其周密而且不露一点痕迹。最终使重犯实情毕露，报告给了朝廷。【原文】
由今看来，事固属上天笃爱皇上，故冥漠中默使此逆举败露于重犯之手，然使岳钟琪不备极其智虑之周密，则重犯之冥顽，只知拼一死以全义信于犯师曾静，则逆情亦未轻易得显著。凡此，皆岳钟琪之忠赤贯日，精诚动天，出其素蕴经济弘猷，为国家攘除奸凶，是以顽钝者莫逃其鉴，奸宄者自献其诚。然岳钟琪之尽心为国，而能至于此极者，实由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虚公下应，至诚感孚之所致也。重犯从前毫不解其故，直至今日得蒙皇上之高厚洪恩，深被德化，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奏折数十通，重犯跪读越日，仰见皇上惟以至诚恩眷大臣，备极礼际之隆盛，恩意之周密不啻如父之视子，诚为亘古之所未有；而岳钟琪赤忠图报，不避嫌怨，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不啻如子之事父，亦为自古名臣所罕见。以此回想，重犯前此之妄承犯师使令，冒昧上书者，实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极也。当此益觉愧死无地，痛恨追悔之莫及，敢不剖析隐曲，输情服罪，哀恳皇上之矜恤于万一乎！重犯之背逆心肝，实尽于此。至于传说浮言之人，俱在犯师曾静所供内，重犯实另无见闻。若稍有传闻，重犯当此时深沐皇上千古未有之殊恩，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仰报，何敢忍心昧理，为他人讳罪，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哉！
【译文】由此看来，固然是上天爱护皇上，冥冥中使事情败露于重犯之手，然而这也说明，若不是岳钟琪知虑周密，就重犯只知保全同犯师曾静的信义而宁拼一死的顽固程度，这件事也不可能轻易暴露出来。这都是由于岳钟琪的忠心赤胆感动了天地，出自他平时就具备济世经邦的谋略，为国除奸的才干，所以顽冥愚昧者不会逃过他的眼睛，奸诈的坏人自己前去暴露。然而岳钟琪之所以能尽力为国，而达到这个境界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皇上有知人之明，而且用人之当，至诚感化所致。
重犯从前一点不理解其中缘故，直到今天得到皇上的高厚洪恩，也深深地被感化了；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的数十篇奏折，重犯成日跪读深思，从中看到，皇上以至诚对待大臣，以至礼对待大臣，恩德情意十分周密，就如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关心，为千古少有。而且从岳钟琪这方面讲，他的忠诚报国，不避嫌疑，只知有国，不知有身的态度，不仅如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效忠皇上，而且在名臣中也千古罕见。因此回想起来，重犯狂妄地按照师命，冒昧上书之事，实在是醉生梦死，冥顽无知到了极点。越想越觉得痛悔莫及，愧死无葬身之地。哪里还敢不彻底坦白，哀求皇上宽恕万一呢？重犯违心行事，确实就这个情况。至于传说浮言的人，都在犯师曾静的供词之内了，重犯实在别无其他所闻。确实没有一点隐瞒，重犯这样受皇上的恩德，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足报答，哪还敢忍心隐瞒，为他人掩盖，以辜负我皇上天高厚之恩呢？
张熙供：重犯愚暗浅陋，生长山隈，如蛙囿井。但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颇知以读书从学为大，然竟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其害一至于此也。盖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寂寞无闻；僻外穷乡，无缘得见贤士大夫，以正其趣而发其蒙。迨后年二十五，始见有郴州永兴县曾静入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心窃慕之，遂欲负芨从游几席之下。在重犯只知学问是务，并不知有所谓人间事；彼时犯师曾静亦闭门扫轨，甘穷守寂，惟日以前言往行及近世文章道德指授。后因乡穷无书可读，于前岁承犯师曾静命，以四书五经之大全，以及朱子语类文集，隔于河山之险阻，要重犯往各省购求。因至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见其家有诗稿一本，重犯素闻犯师曾静说，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头批语，说理据章句集注，为近世名儒。因此即以其诗为必高，遂求取以归。
犯师曾静看见其中有《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始而怪，即而疑，继而信。以为吕留良生长江浙大地，其议论文章为天下人宗，夫岂有差？又限于素来不识本朝得统之正远迈商、周之盛，因此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加之当今皇帝之龙德贤于尧舜者，无由得知于云山万里之僻壤。而犯师曾静，初以错会华夷之分，而误听谣言蛊惑，既以误听谣言蛊惑，而大昧夫君臣之大伦。是以于去岁戊申之秋，忽有犯师书，命上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属在弟子，遂误听师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递后，岳公始而严审。重犯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时无知之见，误信师说，尚固执为事关天经地义之所在，舍生可以取义，所以宁受三木之重刑，至晕绝不变。
岳钟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夹，许重犯为好汉子，且慰之谢之，以宾客礼待之。于逆书所言事理，无不盛称以为实，复告以其家亦有《屈温山集》，议论无不与逆书相合。既见重犯坚不告犯师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乃言当身所处之危险，甚至垂泪以示其诚；且具书具仪时，告以必欲聘请曾静以辅己。命侄整装，即欲与重犯同行，更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亲信之家人王大爷时刻相陪伴。无一不极其机密而浑然无迹。以重犯当时之固执师说，虽死不肯摇夺者，卒乃使重犯实情毕露，然后具折奏闻。【译文】
张熙供：重犯愚昧无知，生长在偏僻山区，如井中之蛙。但毕竟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时也知道以读书从学为立身大事，可是竟然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这害处以致于这样大！主要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方面见识太少；处在穷乡僻壤，没有机会得见贤能之士，而得到应有的正确启发或引导。一直到二十五岁那年，才知道郴州永兴县曾静的考秀才试卷，曾被评为湖南第一，心里非常仰慕，也就产生了拜他为师的念头。对重犯来讲，只知道研究学问，并不过问人事，当时犯师曾静也闭门谢客，甘守穷困，只是每天以古人的文章和故事以及近代的一些文章道德教授弟子。后因地僻乡穷，没有多少书可读，于前年遵照犯师曾静的指派，要重犯到外省去求购五经四书大全以及朱子语录等文集。因为来到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然看到其家的书里有诗稿一本。重犯平时常听犯师曾静说，吕留良的评选时局文章论头批语，道理根据朱熹章句集注，很有名气，堪称近代名儒。因此就认为他的诗也必然很好，遂就向其家人求购带了回来。
犯师曾静看到其中有两首题目叫《钱墓松歌》和《题如此江山图》，开始觉得怪，后来感到有些疑团，最后就完全相信其说了。认为吕留良生长在江浙大地，他的议论文章为天下人所推崇，哪会有什么差错？又因为认识局限于平时不了解本朝的盛世甚至超过商朝、周朝，因这尊华鄙夷的偏见耿介于胸，加上当今皇上的龙德虽超过尧舜，但因是处在偏山僻壤，了解太少。而犯师曾静，一开始错误地理解华夷的区别，而且又误听谣言扇动。由于听了谣言的煽动，所以就昧了良心，无视了君臣的大义。因此去年戊申年秋天，犯师决然修书一封，命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因为身为弟子，应遵师命，所以就误听了师命，没有仔细考虑，就冒然前去。结果到那里，投递了书信之后，岳公开始严厉审讯，重犯因为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讲出姓名和住址”的嘱咐，加上那时抱着无知偏见，误信师说，固执地认为所办之事关系重大，宁可承受重刑，舍生取义，以致昏厥过去也不改变初衷。
后来岳钟琪见重犯死不肯说出实情，随即不再用刑，称赞重犯是英雄好汉，并且给予礼遇和安慰。对重犯所投之书里的言论事理，十分赞成，并且告诉重犯，他家也有一本《屈温山集》，当中的议论也同重犯所投之书相合。因见重犯坚持不肯告诉犯师姓名，便对天发誓使重犯确信无疑，还谈到他的危险处境以及作难处，甚至垂泪以示其诚意，并举行立下字具的仪式；后来还告诉重犯决定聘请曾静作导师以辅助自己克成大业。特别是还有一些实际的举措，命令他的侄子整装，准备与重犯同行，又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家人王大爷相陪伴。这每一步安排都极其周密而且不露一点痕迹。最终使重犯实情毕露，报告给了朝廷。【原文】
由今看来，事固属上天笃爱皇上，故冥漠中默使此逆举败露于重犯之手，然使岳钟琪不备极其智虑之周密，则重犯之冥顽，只知拼一死以全义信于犯师曾静，则逆情亦未轻易得显著。凡此，皆岳钟琪之忠赤贯日，精诚动天，出其素蕴经济弘猷，为国家攘除奸凶，是以顽钝者莫逃其鉴，奸宄者自献其诚。然岳钟琪之尽心为国，而能至于此极者，实由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虚公下应，至诚感孚之所致也。重犯从前毫不解其故，直至今日得蒙皇上之高厚洪恩，深被德化，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奏折数十通，重犯跪读越日，仰见皇上惟以至诚恩眷大臣，备极礼际之隆盛，恩意之周密不啻如父之视子，诚为亘古之所未有；而岳钟琪赤忠图报，不避嫌怨，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不啻如子之事父，亦为自古名臣所罕见。以此回想，重犯前此之妄承犯师使令，冒昧上书者，实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极也。当此益觉愧死无地，痛恨追悔之莫及，敢不剖析隐曲，输情服罪，哀恳皇上之矜恤于万一乎！重犯之背逆心肝，实尽于此。至于传说浮言之人，俱在犯师曾静所供内，重犯实另无见闻。若稍有传闻，重犯当此时深沐皇上千古未有之殊恩，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仰报，何敢忍心昧理，为他人讳罪，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哉！
【译文】由此看来，固然是上天爱护皇上，冥冥中使事情败露于重犯之手，然而这也说明，若不是岳钟琪知虑周密，就重犯只知保全同犯师曾静的信义而宁拼一死的顽固程度，这件事也不可能轻易暴露出来。这都是由于岳钟琪的忠心赤胆感动了天地，出自他平时就具备济世经邦的谋略，为国除奸的才干，所以顽冥愚昧者不会逃过他的眼睛，奸诈的坏人自己前去暴露。然而岳钟琪之所以能尽力为国，而达到这个境界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皇上有知人之明，而且用人之当，至诚感化所致。
重犯从前一点不理解其中缘故，直到今天得到皇上的高厚洪恩，也深深地被感化了；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的数十篇奏折，重犯成日跪读深思，从中看到，皇上以至诚对待大臣，以至礼对待大臣，恩德情意十分周密，就如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关心，为千古少有。而且从岳钟琪这方面讲，他的忠诚报国，不避嫌疑，只知有国，不知有身的态度，不仅如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效忠皇上，而且在名臣中也千古罕见。因此回想起来，重犯狂妄地按照师命，冒昧上书之事，实在是醉生梦死，冥顽无知到了极点。越想越觉得痛悔莫及，愧死无葬身之地。哪里还敢不彻底坦白，哀求皇上宽恕万一呢？重犯违心行事，确实就这个情况。至于传说浮言的人，都在犯师曾静的供词之内了，重犯实在别无其他所闻。确实没有一点隐瞒，重犯这样受皇上的恩德，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足报答，哪还敢忍心隐瞒，为他人掩盖，以辜负我皇上天高厚之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