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杂记

共三卷，记述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故事性强，可读性高。板桥即长板桥，在秦淮河上，过桥西去即为“旧院”，“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明代，那是烟花繁盛地，现代汉语中，那叫“红灯区”。余怀高寿，活到了八十岁，殁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在漫长的后半生，余怀看着旧院化为废墟、化为菜地，那里主要出产一种“瓢儿菜”。他写了一本《板桥杂记》，回忆昔日的桨声灯影、风月无边。这就让人想起他的同代人张岱，《陶庵梦忆》也是寻那旧梦。但张岱的文章更见性情，更有光芒，以我的趣味，我是不太喜欢余怀的简朴。然而，《板桥杂记》中总有一些因素令人不能释怀，也许这些因素并非此书独具，但正巧在这本书里我感觉到了它们。
《板桥杂记》是一份“伪史”。明清易代，天地翻覆，大批文人隐于江湖，以“遗民”自命，便是进了新朝庙堂，骨子里仍有遗民气。社会精英的自我放逐，这是清代前期危及皇朝统治合法性的主要问题，经过康、雍、干三朝的怀柔与威迫，经过一百多年的太平消磨，这个问题才算大致解决。
所谓“解决”，我指的是清朝终于被纳入我们的历史秩序，我们承认，在“历史”这部大书里，明朝这一章结束了，清朝是它正当的接续。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对清初的文人来说，他们的真实感觉是，“历史”中断了，他们不幸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空洞。清初知识分子的主要精神诉求就是填补这个空洞。他们必须克服虚无，必须使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意义。但这真是难啊，儒生们一向自认为是历史的主体，而明清易代之时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正是这个“主体”的缺席。我觉得，晚明文人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写诗嫖娼，二是结伙骂街，他们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对政治、道德“正确性”的执着与他们的无能、偏狭和虚矫真是相得益彰。
“大明江山一座，崇祯皇帝夫妇两口”就这么断送掉了，这时再谈什么东林、复社还好意思理直气壮？死了也就罢了，活下来的人还得讲故事，这个故事很难讲，为难的结果，就是一大群江南名妓、一大串风花雪月的事被记叙下来，进入了历史。文人们躲在女人身后，他们的自信心崩溃了，他们无法给出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意义，于是，他们一是宣布历史中断，二是把意义问题偷换为审美问题，后一着正是他们拿手的，他们都是风流才子啊。
所以，《板桥杂记》是“伪史”，这就相当于一个当代文人沉痛讲述他在三里屯怎么泡吧、泡妞，并且断定这一切都有历史意义。但惟其是“伪史”，这本书变得有趣了，一边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一边是风月场上的个人见闻，前者是传统文人的说话方式，后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里有冲突、有矛盾，余怀老先生努力把它摆平。
如果是个现代作者，这本书可以写成几十万字，但在余怀手下，它只有一万多字。余怀所知甚多而所说甚少，现代人的文章通常是所知甚少、所说甚多。古人的眼光拉得很长，一望几十年，看的是关节、筋络，我们的眼光短，看的是此时，是皮肤。当然，余怀这么写有他深思熟虑的考量，由关节、筋络，人物直接呈现为命运，那是枝头的花委于污泥，历史的大风雨摧折万物。
卑微的小人物、卑微的小女子与历史发生了肯定性的关联，这是传统文人作为历史讲述者和守护者的一次重大退却，在那以前，女人是祸水，是干扰历史正常运行的邪恶因素；而在明末清初的记叙中，美丽的女人们成了飞翔于大毁灭之上的神女，文人们不得不抓住她们的衣带，分享她们的美、魅力和无辜……
想想吧，关于晚明，如果删除了那些女人，对剩下的那群衣冠男人我们其实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他们自己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钱谦益、吴梅村、余怀等等于此津津乐道，他们似乎是在与历史做一笔交易，以微妙的性感因素以换取自身的在场感。
《板桥杂记》写得简朴、清艳，时间已经磨蚀了记忆中刺目的繁华，同时这也是为了使这本“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的书具有“史”的庄严，所谓“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文言文本来就有一种遮蔽生活真实质地的功能，不管什么事，文言的锦缎覆盖，自然就雅起来，静下去，消了烟火红尘。但《板桥杂记》偶或也会露破绽，忽然冒出一句大白话："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跃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
最后这两个外号殊不雅驯，但恰恰由此你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欢场气息，那是未经诗化的，是粗俗的，是直接的感官和身体，与历史原没什么关系。
常熟，路边两堆荒冢，那是柳如是和钱谦益，柳“爱国”，所以墓前有牌坊，钱“不爱国”，原先是没牌坊的。“人稀春寂寂，事去雨潇潇”（王士祯《寻旧院遗址》），自然想起陈寅恪，想起《板桥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