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作者：西汉武帝的时候，有人给皇帝贡献了一只奇异的鸟，拿各种食物喂它，但它都不肯吃。著名文人东方朔看见这只鸟，就说出了它的名字，又说它应当吃什么。一试验，果然就像东方朔说的。皇帝问东方朔怎么知道的，他说《山海经》中有记载，看了自会知道。到了汉宣帝时，上郡某地的一个石室塌陷，有人发现里面的石壁上刻画着“反缚盗械人”的图像，传说开来，但无人知晓何意。大学者刘向却指出这是“贰负之臣”。皇帝问他怎么知道的，刘向也回答是从《山海经》上看到的。皇帝大惊，朝臣哄动，于是出现了一股阅读《山海经》的小热潮。到了东汉明帝时，有一位水土工程专家叫王景，因治理河渠有功绩，得到皇帝的赏赐，礼物中竟然有一部《山海经》。而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一生不为五斗米折腰，却折服于《山海经》，曾一口气写下《读＜山海经＞十三首》诗，留传至今。其中的第一首诗就表达出他读《山海经》后快乐兴奋的情绪和通晓天下的效果：“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产生于明代的章回小说《封神演义》和清代的长篇小说《镜花缘》，读者往往被其中的神奇故事所吸引，从而对作者的丰富想象力佩服不已。但可知道，书中的故事素材和艺术构思，不少是取自《山海经》的，而作者的想象力也多受《山海经》的启发。如此等等，《山海经》的魅力自当不言而喻。那么，具体的魅力何在呢？在于《山海经》丰富而神奇的内容，举凡当时人所能听到的、所能见到的、所能认识到的、所能想象到的一切事物，无不记载。如大大小小的山丘河流，形形色色的花草树木，神里神气的半人半神，怪里怪气的半人半兽，瑰丽多彩的金石矿物，奇形怪状的禽鸟野兽，变化莫测的神话传说，各种各样的国家人民，神秘的祭祀，古怪的装束，奇异的病症，灵验的药物，味美的食物，毒人的野味，超乎常理的日月，高出常情的工艺，上古帝王的世系，传闻不一的古史……简直就是古代的百科全书。
就因为《山海经》是一部综合各种知识而显得庞杂的古籍，所以，自古以来对它的性质众说纷纭，而对它做的目录学分类也不统一。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论其性质说：“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看作是地理书。此后的历代史籍目录颇有同其说者，如《隋书·经籍志》等，就把它列入地理类。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山海经》归入数术略形法家之类，看作是巫卜星相性质的书。此后也不乏同其说者，如《宋史·艺文志》就把它列入五行类。明朝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山海经》，古之语怪之祖。”看作是神怪之类的书。清朝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在辩驳了诸家的说法和归类后，认为“核实定名”，应是“小说之最古者”，又看作是小说性质的书。清末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把《山海经》列入古史类，则看作是史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山海经》称作“古之巫书”。就《山海经》的性质及其成书来说，鲁迅的论断是确定不移的。
《山海经》确是古代的巫书，是一代一代的巫师把所见所闻通过口耳相传，积累而成。很早以前，巫史不分，是具有世袭性和专业性身份的一群人。他们是那个时代学识广博的知识分子，主持山川神灵的祭祀典札，接触各种人物，相互交往频繁，享有交流吸收各种文化知识的优越条件，负有传递保留各种文化知识的重大责任。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主要充当氏族首领、部落酋长和奴隶主的高级顾问。为了让一般的人信服自已、崇拜自己，巫师们就要尽量表现得见多识广。于是，他们努力积累文化知识，采掇奇闻异事，使掌握的文化知识代代地增加。后世的人把巫师们口耳相传的知识加以整理记录，就成为《山海经》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到了战国时期，有人把这些性质相似而杂乱无章的资料编撰成文，《山海经》就产生了。到了汉代，又经人增删润饰，就成了现在所看到的《山海经》。
现存之《山海经》共计十八篇，从其外壳结构看，大体可区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而联系到它的内容，又可划分得更为详细。即《五臧山经》五篇，地理范围是华夏之地，内容多记山川地理，奇异的动物、植物、矿物，祀神的典礼和祭品、祭器，有时亦写诸山山神的形貌、职司和神力；《海外经》四篇，地理范围较《山经》为广，内容多记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也记载了一些古老的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刑天断首等；《海内经》四篇，不仅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如昆仑景象、建木形态、巴蛇和贰负等状况，同时兼记一些国家和民族，还写帝王的世系，器物的发明创造，如帝俊的后裔番禺发明舟，吉光发明车，晏龙发明琴瑟，又均是最早的锻工，炎帝的后代鼓延发明钟，并且作了乐曲等等。
古时学者大都认为《山海经》是夏禹、伯益所作，今天看来此说纯属无稽之谈。无论是从其包罗万象的内容上看，还是从各篇成书时间早晚不一上看，《山海经》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是集体编述而成。因为《山海经》的内容非常广泛，是民间个人无力完成的，即使一个氏族部落的领导集团也只能编成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受古时地域、交通条件的限制，一个部落不可能了解到各地的情况。所以，只能通过巫师口耳相传累积，在大一统的后世将其加以整理成书。而早期巫师的职责，决定了他们文化知识的结构，大凡天文、地理、历史、宗教、生物、医药、帝王世系及重大技术发明等等，无不知晓，故《山海经》的内容十分驳杂。
《山海经》是知识的山，是知识的海，并以它广博、丰富的内容和奇特、高超的想象力为古往今来的人们所称道、所叹服，因而它不仅是广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也是广大读者朋友获得许多古代文化、历史、民俗等知识的宝库。此书所记的山、水、国、民族、动物、植物、矿物、药物等，除大部分是殊异的而外，也有一部分是常见的。然而，无论其是殊异的还是常见的，都是上古历史、地理、风俗的一个侧面。所以，要了解古代的山川地理、民俗风物、奇兽怪鸟、神仙魔鬼、金玉珍宝、自然矿物、神话故事，不可不读《山海经》。而且，《山海经》也为人们了解自然知识和古代某些充满巫神祈祷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尤其是《山海经》中所保存的为人们所熟知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禹鲧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神话传说，不仅是以幻想的形式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积极鼓舞；而那些如太阳每天的东升西落、月亮每月的圆缺盈亏、一年四季的寒暑变化等有关自然界的记述，不仅仅是上古人要为解释自然现象而作，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探索的勇气。诸如此类，真可谓有永久的魅力！
然而，由于《山海经》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写成于一时，文字记载上本已疏略简乱，再加上流传时间久远，所以，讹误衍脱、增削窜改的情况很多，使人不便阅读，往往难以理解，需要做一些校勘疏通的工作。但考虑到本书为一部普及性读物，在于简明，不宜进行繁琐考证，故采取通便之法，既能保持原文面貌，又可校正理顺文字，还要不必列出校勘记。这就是：凡遇讹文，即标以圆括号，后面补上改正之字，并标以方括号，表示更正，如《南山经》鹊山条中的“其状如谷而黑理”一句，“谷”为“榖”之讹，于是校正为“其状如（谷）［榖］而黑理”；凡遇衍文，即标以圆括号，表示删除，如《南山经》最后一条中的“一璧稻米”一句，在上下之中读不通，实为衍文，于是校正为“（一璧稻米）”；凡遇脱文，即标以方括号，表示增补，如《南山经》柢山条中的“又东三百里柢山”一句，“三百里”下脱一“曰”字，于是校正为“又东三百里［曰］柢山”。凡作如此校正的文字，都是有可靠根据的，是在吸收古今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明人王崇庆，清人王念孙、何焯、吴任臣、汪绂、毕沅、郝懿行，今人汪绍原、袁珂等，其中尤多得益于袁珂的校勘成果。又《山海经》中每多异读字、通假字，难识难读，故随文用拼音注上音，而且不避重复，以方便今天的青年读者。本书的注释本着通俗易懂的原则，避免繁征博引，力图简明扼要，以疏通文义为主。注释中所据成说，主要出自晋人郭璞的《山海经传》、清人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今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另外，也间出己意，以发明前贤所未逮者。如遇似是而非之说，或几种说法均可通，却难决断，则于注释中列出，以供读者鉴别择取。如遇意义不明，又无旁证可求之处，则仍存其疑，不做臆解，以求慎重。除个别情况外，不做重复注释。本书的译文，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尽量避免以释代译。
《山海经》的版本很多，其中注释本也有数种，如晋人郭璞所撰《山海经传》、明人王崇庆所撰《山海经释义》、清人吴任臣所撰《山海经广注》、清人郝懿行所撰《山海经笺疏》等，都是较重要的。其中尤以郝注本为集大成之作。他针对前人研究《山海经》，尚存“辨析异同，刊正讹谬，盖犹未暇以详”的情况，于是博采众家之长，“作为《笺疏》。笺以补注，疏以证经……计创通大义百余事，是正讹文三百余事，凡所指擿，虽颇有依据，仍用旧文，因而无改，盖放（仿）郑君康成（郑玄）注经不敢改字之例”。所以，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是一种较好且又通行易得的本子。今次注译《山海经》，即取郝注本作为底本。而前面所说的把原文中讹误衍脱之字用圆括号和方括号标示出来，并不径改，就是有意遵循“注经不敢改字”的原则，庶免拘泥之讥。
1996年元月
就因为《山海经》是一部综合各种知识而显得庞杂的古籍，所以，自古以来对它的性质众说纷纭，而对它做的目录学分类也不统一。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论其性质说：“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看作是地理书。此后的历代史籍目录颇有同其说者，如《隋书·经籍志》等，就把它列入地理类。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山海经》归入数术略形法家之类，看作是巫卜星相性质的书。此后也不乏同其说者，如《宋史·艺文志》就把它列入五行类。明朝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山海经》，古之语怪之祖。”看作是神怪之类的书。清朝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在辩驳了诸家的说法和归类后，认为“核实定名”，应是“小说之最古者”，又看作是小说性质的书。清末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把《山海经》列入古史类，则看作是史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山海经》称作“古之巫书”。就《山海经》的性质及其成书来说，鲁迅的论断是确定不移的。
《山海经》确是古代的巫书，是一代一代的巫师把所见所闻通过口耳相传，积累而成。很早以前，巫史不分，是具有世袭性和专业性身份的一群人。他们是那个时代学识广博的知识分子，主持山川神灵的祭祀典札，接触各种人物，相互交往频繁，享有交流吸收各种文化知识的优越条件，负有传递保留各种文化知识的重大责任。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主要充当氏族首领、部落酋长和奴隶主的高级顾问。为了让一般的人信服自已、崇拜自己，巫师们就要尽量表现得见多识广。于是，他们努力积累文化知识，采掇奇闻异事，使掌握的文化知识代代地增加。后世的人把巫师们口耳相传的知识加以整理记录，就成为《山海经》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到了战国时期，有人把这些性质相似而杂乱无章的资料编撰成文，《山海经》就产生了。到了汉代，又经人增删润饰，就成了现在所看到的《山海经》。
现存之《山海经》共计十八篇，从其外壳结构看，大体可区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而联系到它的内容，又可划分得更为详细。即《五臧山经》五篇，地理范围是华夏之地，内容多记山川地理，奇异的动物、植物、矿物，祀神的典礼和祭品、祭器，有时亦写诸山山神的形貌、职司和神力；《海外经》四篇，地理范围较《山经》为广，内容多记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也记载了一些古老的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刑天断首等；《海内经》四篇，不仅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如昆仑景象、建木形态、巴蛇和贰负等状况，同时兼记一些国家和民族，还写帝王的世系，器物的发明创造，如帝俊的后裔番禺发明舟，吉光发明车，晏龙发明琴瑟，又均是最早的锻工，炎帝的后代鼓延发明钟，并且作了乐曲等等。
古时学者大都认为《山海经》是夏禹、伯益所作，今天看来此说纯属无稽之谈。无论是从其包罗万象的内容上看，还是从各篇成书时间早晚不一上看，《山海经》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是集体编述而成。因为《山海经》的内容非常广泛，是民间个人无力完成的，即使一个氏族部落的领导集团也只能编成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受古时地域、交通条件的限制，一个部落不可能了解到各地的情况。所以，只能通过巫师口耳相传累积，在大一统的后世将其加以整理成书。而早期巫师的职责，决定了他们文化知识的结构，大凡天文、地理、历史、宗教、生物、医药、帝王世系及重大技术发明等等，无不知晓，故《山海经》的内容十分驳杂。
《山海经》是知识的山，是知识的海，并以它广博、丰富的内容和奇特、高超的想象力为古往今来的人们所称道、所叹服，因而它不仅是广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也是广大读者朋友获得许多古代文化、历史、民俗等知识的宝库。此书所记的山、水、国、民族、动物、植物、矿物、药物等，除大部分是殊异的而外，也有一部分是常见的。然而，无论其是殊异的还是常见的，都是上古历史、地理、风俗的一个侧面。所以，要了解古代的山川地理、民俗风物、奇兽怪鸟、神仙魔鬼、金玉珍宝、自然矿物、神话故事，不可不读《山海经》。而且，《山海经》也为人们了解自然知识和古代某些充满巫神祈祷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尤其是《山海经》中所保存的为人们所熟知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禹鲧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神话传说，不仅是以幻想的形式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积极鼓舞；而那些如太阳每天的东升西落、月亮每月的圆缺盈亏、一年四季的寒暑变化等有关自然界的记述，不仅仅是上古人要为解释自然现象而作，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探索的勇气。诸如此类，真可谓有永久的魅力！
然而，由于《山海经》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写成于一时，文字记载上本已疏略简乱，再加上流传时间久远，所以，讹误衍脱、增削窜改的情况很多，使人不便阅读，往往难以理解，需要做一些校勘疏通的工作。但考虑到本书为一部普及性读物，在于简明，不宜进行繁琐考证，故采取通便之法，既能保持原文面貌，又可校正理顺文字，还要不必列出校勘记。这就是：凡遇讹文，即标以圆括号，后面补上改正之字，并标以方括号，表示更正，如《南山经》鹊山条中的“其状如谷而黑理”一句，“谷”为“榖”之讹，于是校正为“其状如（谷）［榖］而黑理”；凡遇衍文，即标以圆括号，表示删除，如《南山经》最后一条中的“一璧稻米”一句，在上下之中读不通，实为衍文，于是校正为“（一璧稻米）”；凡遇脱文，即标以方括号，表示增补，如《南山经》柢山条中的“又东三百里柢山”一句，“三百里”下脱一“曰”字，于是校正为“又东三百里［曰］柢山”。凡作如此校正的文字，都是有可靠根据的，是在吸收古今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明人王崇庆，清人王念孙、何焯、吴任臣、汪绂、毕沅、郝懿行，今人汪绍原、袁珂等，其中尤多得益于袁珂的校勘成果。又《山海经》中每多异读字、通假字，难识难读，故随文用拼音注上音，而且不避重复，以方便今天的青年读者。本书的注释本着通俗易懂的原则，避免繁征博引，力图简明扼要，以疏通文义为主。注释中所据成说，主要出自晋人郭璞的《山海经传》、清人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今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另外，也间出己意，以发明前贤所未逮者。如遇似是而非之说，或几种说法均可通，却难决断，则于注释中列出，以供读者鉴别择取。如遇意义不明，又无旁证可求之处，则仍存其疑，不做臆解，以求慎重。除个别情况外，不做重复注释。本书的译文，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尽量避免以释代译。
《山海经》的版本很多，其中注释本也有数种，如晋人郭璞所撰《山海经传》、明人王崇庆所撰《山海经释义》、清人吴任臣所撰《山海经广注》、清人郝懿行所撰《山海经笺疏》等，都是较重要的。其中尤以郝注本为集大成之作。他针对前人研究《山海经》，尚存“辨析异同，刊正讹谬，盖犹未暇以详”的情况，于是博采众家之长，“作为《笺疏》。笺以补注，疏以证经……计创通大义百余事，是正讹文三百余事，凡所指擿，虽颇有依据，仍用旧文，因而无改，盖放（仿）郑君康成（郑玄）注经不敢改字之例”。所以，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是一种较好且又通行易得的本子。今次注译《山海经》，即取郝注本作为底本。而前面所说的把原文中讹误衍脱之字用圆括号和方括号标示出来，并不径改，就是有意遵循“注经不敢改字”的原则，庶免拘泥之讥。
1996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