圜道

圜道 圜道在《吕氏春秋·圆道》篇中，“圆”的境界义就与“道”结合在了一起，而称之为“圆道”。《圆道》曰:“日夜一周，圆道也.月玻二十八宿，较与角属，圆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圆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圆道也.~一圣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才，以出号令.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滋于民心，遂于四方，还周复归，至于主所，圆道也.今圆，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塞矣.无所塑者，主道也。” 此段文字首先论述自然界的各种“圆道”现象，对于此种“圆道”现象，有学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种“圆道思维”，所谓:“圆道即是循环之道。圆道观认为宇宙和万物永恒地循着周而复始的环周运动，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的发生、发展、消亡，都在环周运动中进行。圆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之一。”①又谓:“可以肯定地说，循环观念像一种无形的‘场’，在我们祖先精神的每个角落，都显示出它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诸多品性或则是循环观念的派生物，或者与其有密切关联。以致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可以用一个圆圈表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中国文化称之为圆道文化。”②笔者认为，此种解释只是抓住了“循环之道”或“循环观念”的思维特征，但它并不是《圆道》篇“圆道”概念的真实意义。因为在论述了自然界的诸种“圆道”之后，作者却笔锋一转，认为圣王应当效法此“圆道”。此时，“圆道”实际上就脱离了“循环”之本意，成为标识主体“境界”的哲学概念，或者说成为圆通无滞的境界的符号称谓，“圆道”也遂转化、引申为圆融、圆通境界之意③。《吕氏春秋》“圆道”概念的形成，说明老子道家哲学所构建的形而上的标识圆道或圆融人生修养境界的“道”范畴之内涵在后期道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地发挥，而使“道”之“圆境”义得以全幅地呈现。④ “圣人”是中国哲学最理想的人格形态，因而也是最理想的境界形态。中国哲学总是把圣人的典型人格与境界作为安顿生命与智慧拓展的理想价值之域，以作为人生终极的安身立命之地与实现生命价值、意义的不竭动力，故对“圆境”的追求则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而《吕氏春秋》“圆道”概念的出现，对此“圆境”理念的定型无疑具有指点与深化意义。如其后作为汉代黄老学总结的《淮南子》，其《主术训》篇亦曰:“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圆)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智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主术训》主张造就一种“智圆行方”的人格形态，故这仍然是追求一种玄通、圆融的修养境界，而“行方”则是要求任何一种事情都应该圆满完成而不留任何缺憾。实际上，“智圆”与“行方”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体用关系。如果说“智圆”是一种至高的修养境界、是一种“未发之体”、“未发之中”，那么“行方”则是一种“既发之用”、“既发之和”。然而，“行方”最终要依赖于“智圆”，或者说只有“智圆”才有可能做到“行方”，亦即行为的圆满性价值实现归根到底要依赖于圆通境界的先在性。因此，“行方”终究要从属于“智圆”，《淮南子》的“人论”可以归结为对主体圆通境界的强调。

基本解释

天道，宇宙自然运行之常道。亦借指君主效法天道以实行统治的方法。

圜道

圜道在《吕氏春秋·圆道》篇中，“圆”的境界义就与“道”结合在了一起，而称之为“圆道”。《圆道》曰:“日夜一周，圆道也.月玻二十八宿，较与角属，圆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圆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圆道也.~一圣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才，以出号令.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滋于民心，遂于四方，还周复归，至于主所，圆道也.今圆，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塞矣.无所塑者，主道也。”
此段文字首先论述自然界的各种“圆道”现象，对于此种“圆道”现象，有学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种“圆道思维”，所谓:“圆道即是循环之道。圆道观认为宇宙和万物永恒地循着周而复始的环周运动，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的发生、发展、消亡，都在环周运动中进行。圆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之一。”①又谓:“可以肯定地说，循环观念像一种无形的‘场’，在我们祖先精神的每个角落，都显示出它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诸多品性或则是循环观念的派生物，或者与其有密切关联。以致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可以用一个圆圈表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中国文化称之为圆道文化。”②笔者认为，此种解释只是抓住了“循环之道”或“循环观念”的思维特征，但它并不是《圆道》篇“圆道”概念的真实意义。因为在论述了自然界的诸种“圆道”之后，作者却笔锋一转，认为圣王应当效法此“圆道”。此时，“圆道”实际上就脱离了“循环”之本意，成为标识主体“境界”的哲学概念，或者说成为圆通无滞的境界的符号称谓，“圆道”也遂转化、引申为圆融、圆通境界之意③。《吕氏春秋》“圆道”概念的形成，说明老子道家哲学所构建的形而上的标识圆道或圆融人生修养境界的“道”范畴之内涵在后期道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地发挥，而使“道”之“圆境”义得以全幅地呈现。④
“圣人”是中国哲学最理想的人格形态，因而也是最理想的境界形态。中国哲学总是把圣人的典型人格与境界作为安顿生命与智慧拓展的理想价值之域，以作为人生终极的安身立命之地与实现生命价值、意义的不竭动力，故对“圆境”的追求则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而《吕氏春秋》“圆道”概念的出现，对此“圆境”理念的定型无疑具有指点与深化意义。如其后作为汉代黄老学总结的《淮南子》，其《主术训》篇亦曰:“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圆)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智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主术训》主张造就一种“智圆行方”的人格形态，故这仍然是追求一种玄通、圆融的修养境界，而“行方”则是要求任何一种事情都应该圆满完成而不留任何缺憾。实际上，“智圆”与“行方”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体用关系。如果说“智圆”是一种至高的修养境界、是一种“未发之体”、“未发之中”，那么“行方”则是一种“既发之用”、“既发之和”。然而，“行方”最终要依赖于“智圆”，或者说只有“智圆”才有可能做到“行方”，亦即行为的圆满性价值实现归根到底要依赖于圆通境界的先在性。因此，“行方”终究要从属于“智圆”，《淮南子》的“人论”可以归结为对主体圆通境界的强调。